文化權力與國家讀後感

讀後感是指讀了一本書，一篇文章，一段話，幾句名言，一段音樂，或者一段視頻後，把具體感受和得到的啓示寫成的文章。以下關於《文化、權力與國家》讀後感是小編爲各位整理收集的，希望能給大家一個參考。

　　《文化、權力與國家》讀後感

中國古代鄉村的治理模式一直有皇權不下縣的說法，皇權不下縣自有鄉紳來治理鄉村。皇權不下縣意思其實在說皇權只到縣一級，皇權卻從來不放棄對於鄉村的管理，這時候會運動各種手段滲透到鄉村，比如經紀人、廟會、宗教等民間自有組織來控制鄉村。這是因爲鄉村的稅收是國家財政的主要來源。

營利性經紀和保護性經紀

國家治理的重要的就是稅收問題，從2000多年以前的魯國初稅畝開始，皇糧國稅就是國家運營的核心來源，財政充裕王朝才能興盛。但是隨着戰亂的發生，以及王朝的更替往往存在地主對於土地的隱瞞，亦或者國家對於真實土地數量掌握不清楚，新王朝的建立就要重新清查土地數量，或者按照前朝的土地冊來估算，來收稅。但是往往是這些真實土地數量很難掌握，甚至前朝的土地冊也不能展示出新王朝地主掌握土地真實數量。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國家稅收不得不依靠鄉村代理人來收稅，因爲他們對於本地地主掌握土地數量是相當熟識，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了兩種代理人模式。一種是營利性經紀 ，另一種是保護性經紀。

營利性經紀主要是指國家尋找的鄉村收稅代理人往往通過國家的名義在收稅的時候增加稅額，敲詐勒索，損公肥私，從而造成對鄉村的剝奪變本加厲。保護性經紀就是指鄉村不堪忍受那些代理人的惡意敲詐勒索，從而自己推薦一位有利於鄉村的代理人，以期對於鄉村的保護。這就是《文化、權力與國家》一書的第一個重要的概念。

我們回顧下改革開放後取消農業稅之前的中國，我們不難發現人民公社解體之後，包產到戶之後國家在進行收稅的時候也是通過村幹部這一新時期國家的代理人進行稅收，但是鄉鎮政府的財政緊張以及村莊公共事業的需要，以及提高村幹部的積極性，鄉鎮政府往往默認村幹部搭便車多收稅額，這就變相的壓榨了農民，使得上世紀出三農問題日益凸顯，各種官民衝突頻繁爆發。這莫不是新時期的營利性經紀。更別說當下中國在國家資源由上到下輸送過程中形成了大量套取國家資金等等的食利階層。

很多學者在研究中國當下的鄉村治理時候也在頻繁引用杜贊奇所提出的政權內卷化的概念，國家越是想加強稅收，通過這些營利性經紀卻導致百姓的生存危機以及對於政權的厭惡。越是想控制好鄉村，越是這樣越是對鄉村的管理能力能力弱化。我們現在的鄉村不是這樣嗎？底層老百姓對於共產黨的認識還有以前那麼積極擁護嗎？入黨只是利益攫取的通道。而現政權對於鄉村控制動員能力越來越弱，反不如一個老年人協會動員能力強。

派性

書中對於鄉村精英參與村莊事務的背景梳理，這些鄉村政權的領袖都是一些富裕大戶主導，也就是說所謂的鄉村治理就是那些鄉村精英人物管理其它大多數普通老百姓。而鄉村政治和族權的結構也是主要由幾個家族之間對於村莊權力的爭奪。這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一種派性，而宗族對於鄉村政權的把控到現在爲止還是一個重要的鄉村政治背景。在研究鄉村政治問題我想也繞不開宗族與村莊政治權力的關係，以及村莊內的派性鬥爭。這也體現在大姓與小姓在村莊中權力的'結構變化，以及參與村莊事務的多寡。大姓與大姓的鬥爭，也往往伴隨小姓之間的聯合等等

權力文化網絡

權力文化網絡是本書提出的另一個重要概念，作者對於水利協會、廟會等村莊一些民間組織運行，以及邊界來說明鄉村權力的滲透，因爲這些民間的組織掌握者各種資源，又是權威合法化的象徵，以及村莊權威的角逐場。鄉村的精英往往主要參與這些能帶來威望和名聲的民間組織中，而這些權力文化網絡的構成本身就是網住了鄉村的每一個人，如果抓住了這個權力文化網絡的關鍵人物也就抓住了整個鄉村。在現在的村莊廟會中往往還是那些鄉村精英的獲取名聲威望以及展示自己實力的名利場，筆者的家鄉廟會就是這樣的，而這樣的廟會往往是大型的廟會，出任會長的一般就是那些出錢最多的，而此書的作者認爲國家就是通過這樣的權力文化網絡轉化爲對於鄉村控制的合法權威。

此書的核心就是國家如何進入鄉村收稅的問題，在這一問題上產生了營利性經紀和保護性經紀，正式在營利性經紀情況下出現了鄉村政權內卷化的問題，所以國家政權的建設與鄉村社會重建的過程也就是重建稅收機制的問題。作者也論述了內卷化和革命的問題。

杜贊奇此書是通過對1940—1942年間南滿鐵道株式會社調查部編制的《中國慣行調查報告》進行分析所形成的，而這本書也成爲了研究中國農村問題的經典著作。

需要說明的是此書提到了這樣一句話也是值得我們去體會的。

在一定程度上，近年來中國的“開放搞活”又使一些歷史弊病重新出現，一些學者開始將鄉村幹部視爲國家政權與村民之間“承包者”或者經紀人。管理機構與集體結構的分離、土地的逐漸私有化以及基層政權的削弱肯定會造成國家對地方社會的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