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亭無聲的散文

小小縣城裏，也有見證了歲月流逝之物，但越來越少。例如，又一棟老屋倒塌了；被深深車轍撕裂的街道石板如今成了一深坑；早已沒有人光顧的電話亭，甚至連看都不看一眼，孤零零地仍立在農貿街頭，成了垃圾廣告的平臺。每每路過看到它，就會想起往昔的電話亭的事。

過去人們都說：“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就是共產主義的好生活。”這個標準也太低了。現在看來，還真有點像聽笑話一樣。可在當時電話是稀罕之物，人們對電話的渴求是十分強烈，當然和其他事物一樣，社會發展的很快，電話也是日新月異的變化。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參加糧食工作，用的是搖把人工接換插口式的電話，要經郵電局話務員接轉。糧食收購期間，購銷股的工作人員收集每天糧食收購進度和調撥運輸糧食，電話接入全縣30多個糧食收購點，糧食局的4個電話機日夜響個不停。那時的電話，都是機關單位的專用辦公設備，私人沒有電話。人們要打電話給在單位工作的親戚朋友，都要到單位來打。當然，在郵電局也可以打，但要收費而且要排隊等候。後來，隨着郵電局的電話交換機增加接口，由50門增加到500門時，才陸續有私人安電話，但主要是用公款安裝的官吏們。

八十年代初，我在由中央和省級投資單位金雞山糧庫負責籌建工作，接受省糧食廳業務上的直接領導。糧庫離縣城只有2公里路左右，爲了方便聯繫工作，需要安裝一部電話。郵電局依靠獨行壟斷獅子大開口，收了2萬元的安裝費，要知道那是在1986年，真是天方夜譚。後來報省廳基建處同意了，可能創下了安裝固定電話費用最高的“吉尼斯紀錄”。

那幾天，5、6個工人拉着電杆、電線（鐵絲），挖洞拉線來來往往地忙個不停。

“大家辛苦了，電話還要幾天才能裝好？”

“快了，有一個星期就可以通話了。”

“接了你這個業務，這個月我們的獎金就有着落了。”

“是嗎！”

後來電話逐漸進了家庭，但是，解決在外流動的人們和家庭的聯繫又成了新難題。據說是徳國首先解決了這個問題。立在街頭巷尾的電話亭便應運而生。不久之後，我們國家的電話亭，也如春雨春筍般的一夜之間。從城市到農村，在人流大的街道上很快就普及了電話亭，極大的方便了在外工作和生活的人。記得看過當年一篇遊記文章說，徳國的電話亭運營商，爲了鼓勵人們使用街頭電話，多用電話通訊，謀求電信利潤最大化，運營商在每個電話亭外都會貼上：“先生，家裏的'妻兒想念你了，給家裏打個電話報個平安吧！”之類的溫馨提示語。

那一年，海峽兩岸開放臺灣老兵回大陸探親。妻叔1948年跟隨當兵的姐夫，17歲的他離開學校，從江蘇鹽城到了臺灣。在臺灣退伍後考取稅務部門工作直至退休。40多年來未有成家，但濃濃的思鄉思親之情從未減弱。當第一次聽到我們在郵電局打給他跨海峽電話時，妻叔泣不成聲，號淘大哭，斷斷續續地說我想念媽媽……後來他爭取到臺灣第二批老兵回鄉探親安排。妻叔和大陸親戚的聯繫，逐漸由厚厚的一封封信，變成一條銀線牽兩岸。妻叔在大陸買房娶親，安了家庭電話。妻叔回臺灣後，我們親戚就在樓下，但是到上饒到南昌爲妻叔辦理公證等事情，還是靠路邊電話亭，買一張30或50元的電話卡，就可以和在家的妻叔聯繫上了。沒有移動電話的時候，電話亭也算髮揮了半個手機的功能。

過了幾年，電話開始慢慢進入了千家萬戶，那失寵的電話亭便遭到了厄運，時不時地被人破壞，要麼是不懂事的小孩扯下話筒胡亂地亂叫一通；要麼是哪天晚上來了一個醉漢砸碎了話亭玻璃，或者是那個乞丐拉斷了話繩。然而，總是有人還需要它。那幾年，電信局的修理工沒有少修理它。家在電話亭附近的居民，也會主動地看護一下。那電話亭似乎成了街道小區的道德燈塔，誰不講公德，誰有一顆熱心腸，無聲話亭最清楚。

再過幾年，別說固定電話進了尋常百姓家，移動電話也就是現在說的手機也逐漸不稀罕了。在街頭巷尾可以看到有人邊走路，邊對一塊薄板在自言自語，那是在打電話！

貼滿了小廣告，矇頭灰面的電話亭早已沒有人光顧了。但是那天上午，還讓我看到這樣一幕：可能是來自山區的一對農村夫婦，在街頭的一個電話亭前對着話亭交談。這時，店裏出來一位中年老闆告訴他們：“這個電話亭早就壞了，不能使用。”

“啊！我想打個電話。”

“打電話到那裏去？”

“打義烏電話，找我的姩。”

“好，用我的手機打吧！”

電話亭真得是老了，該到了壽終正寢的時辰了。可能在不遠的某一天，它會被一撥人卸下地腳螺絲翻倒擡起運走了，就像它剛來的那樣，也是一羣人簇擁而來，只是沒有了來時的榮耀。電話亭所知道的老舊故事，也沒有人可以明白。但我想，至少我不會忘記它，我會記得，在我生命中的某一段年代，有那麼一座電話亭，爲我傳過真情真愛。它聽聞過無數人間真愛，卻永遠默默無息地藏在那個小小的藍色箱子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