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文化自信重新迴歸散文

文化產業化以後，我國新出現了兩類人：“造獎販子”與“造書販子”。

在國人的印象裏，全世界最大的“造獎販子”可能就是總部設在英國的“吉尼斯世界紀錄”認證部，他們在英國有一個註冊公司，全名叫“吉尼斯世界紀錄有限公司”。後來，據說中國香港又出現了一個類似的機構：“扛旗世界紀錄”認證部，他們也在香港註冊了一家公司，全名叫“扛旗世界紀錄有限公司”。

他們都走的是品牌發展的路子，他們都有自己的審評價值觀，都有自己的品牌，都是商業化運作，雖然各自有所側重，但是都在商業運作的規制之內，都有各自的監管部門，也似乎都運作得很成功。

“造書販子”（包括“造雜誌販子”）也許是我國獨有的文化奇觀，全世界也許都絕無僅有。這類販子，主要的特點就是弄一個書號，然後取一個很大的書名，比如《中國詩歌精選》、《鬃論文年度精選》，甚至《中國鬃家名錄》或《世界鬃家名錄》，就像蜘蛛，先張開一張“透明”的網，之後，坐等各種“需要者”或“熱衷者”自投。有些雜誌也是這樣的，刊登你的論文或稿件，不但不給稿費，還要收取所謂的版面費。這些早已不是什麼祕密，大家似乎都心知肚明並默默地各取所需。

在文化產業化之後，我國出現的這兩類人——“造獎販子”和“造書販子”，不但是對我國文化自信和社會誠信的巨大挑戰，似乎也和諸如“吉尼斯世界紀錄”與“扛旗世界紀錄認證部”那樣的“造獎機構”，有很大的不同。

最顯著的一個區別，就是我國的“造獎販子”或“造書販子”，他們的言行似乎不需要取得什麼相關部門的許可或批准，更不需要註冊什麼公司，他們只需要臨時成立一個所謂的“鬃灼姥∥?被幔槲?帷⒈嗌笪?被岬鵲齲?保?蛘咴誄靄嬪綣旱靡桓鍪楹牛?緩缶塗??

當然，被評爲“鬃獎”或選入“鬃書”以後，必須得交各種理由或名目的評審費或者購書費。

再然後，“獲獎者”所取得的.“榮譽”或“稱號”，並不會得到相應部門或工作單位的認可；“入選者”購得的有自己“作品”的書，也多是送人或束之高閣。當然，“獲獎者”和“入選者”的“命運”或“前途”，也在一陣“沾沾自喜”之後，大多不會有什麼“分水嶺式”的變化。

或許有人說，這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沒錯！

可問題是，如果這兩類人多了，“造獎”和“造書”成爲默認的常態，“受騙上當”者多了，由此帶來的社會價值的混亂、道德期待的沉淪，甚至政府和國民信任底線的喪失惡果，到底最終應該由誰來“埋單”？！

據2012年5月17日《廣州日報》報道，我國第一個因屢屢“獲獎”和“入選各種詩歌雜誌或選本”而致貧的，是廣州肇慶一個叫杜偉新的50多歲的小學教師，他被稱爲是“共和國獲獎專業戶”、中國獲獎記錄的創造者，也許真得還可以憑此進入“吉尼斯世界紀錄大全”或“扛旗世界紀錄”獲獎領域方面的“領軍人物”。

據統計，他所獲的獎，其中“全國性”的獎項有130多個，加上其他“地方性”或“專業性”的，總共在200個以上。

當然，他屢屢“獲獎”的代價也是沉重的。十多年間，杜偉新“獲獎”花費的那十多萬元，幾乎是他畢生的積蓄。由於沒錢買房，至今他已在岳父母家住了20多年。他和妻子的臥室中除了陳舊的木牀、書櫃和書桌外，就剩下堆積如山的各種詩歌入選書籍和各級各類的“證書”與“獎盃”了。

據杜偉新的岳父謝子關說：“如今女婿窮得只剩下各種獲獎證書了。”“他現在窮得只剩下獎盃和證書了。我的兩個兒子也曾勸他，但根本勸不動，最後還發生爭吵，現在只能由着他。”對於女婿癡迷“獲獎”，言談間，老人家老淚縱橫。

杜偉新的遭遇其實並不是個案，且不說中央電視臺著名主持人倪萍這樣的名人大腕就曾經陷身‘共和國脊樑’評獎的泥淖，自國家文化產業化以後，出於各種需要（不光是滿足個人的虛榮心），國人身邊這種沉湎於“花錢獲獎”或者“花錢入選各種書”的人或事，其實早就見怪不怪。

我國漢朝時就曾有民諺：“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父別居。”現在各種“造獎”和各種“造書”（包括雜誌收“版面費”）這種類似局面似乎又死灰復燃，且大有蔓延之勢，難道不值得引起我們國人的驚醒嗎？

大家都聽說過“發家致富”或“發稿致富”，可又有誰曾聽說過“獲獎致貧”或“發稿致貧”？眼下有些雜誌或報紙甚至網絡頭版收取“版面費”，各行各業的各種所謂的比賽，各行各業所謂的入選各種書的人和事鋪天蓋地並見怪不怪，與其說是一種文化繁榮的發軔，還不如說是一種道德淪喪的開始。

讓“造獎販子”失業，讓“造書販子”現形，讓熱衷於“榮譽”、“分量”或“成就”的“獲獎者”和“入選者”徹底清醒，讓文化自信和社會誠信重新迴歸，讓文化秩序和文化環境步入正軌，這應該不是一個人或一羣人的事情，而應該是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事情，最起碼，應該是一個國家或政府某些相關機構或部門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