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曾國藩傳記有感

近來讀曾國藩傳記類書籍，很敬佩這位晚清名臣對世事的練達，對天下大勢的預判。時勢造英雄，沒有太平天國之亂，晚清不會出曾國藩，就不會有所謂的“中興”之論。歷史向來很輕佻，玩笑間就把這人間的家國天下給弄的面目全非。

對於太平天國的評價，曾國藩之論可謂確實。太平天國14年，亂了中華半壁江山，異端邪說、殘酷屠戮，有清以來最大的國亂之殤。時至18世紀末，全球文明方興未艾之際，中華民族卻遭受如此慘遇，不能不說文明之頹，民族之禍以此爲甚。

曾國藩忠君之論固然習自千年儒學之教化，然放眼當時的世界，實在也是一種莫大的諷刺。太平天國之逆正是這些自謂大儒的儒學大家教化的結果。儒學眼裏有君，權力之下養儒獨權。儒學最終異化成上位之工具，權力之勢下賞玩兒的優伶戲子。有國學大師如今講國學，還在字挑句論、旁徵博論的讚賞祖宗的英明偉大，殊不知就算一個黃口小兒，集2000年之時間，話語留存也能摘出幾句人話來。儒學之禍，異端邪說在先，纔會有太平天國愚民造禍於後。

儒學之慘劇於中華民族實在是千年大殤，扼殺了文明的萌芽，終於讓文明胎死腹中，錯過了與世俱進的文明巨流，慘遭世界淘汰，羸弱屈辱達一個世紀之久，時到如今餘禍不斷。筆者對當今的國學熱很是反感，循經導軌，翻古引今，實在是文明之世的逆流。如果我們自詡的國學大家們，能夠看清如今的文明發展大勢，不再故紙堆裏找出路，然後引經據典的指導今世，中華民族或許會發展的更好。

儒學之妖在於傍權爲美，一個個軟骨頭教化出來的東西，實在是愚昧的'妖孽。時到如今，中國還沒有一個學識大家，能夠研究透自17世紀以來，世界文明發展的大潮和未來發展的大勢。動輒還以幾千年所謂的文明自居，簡直是愚昧至極。

曾國藩之遇，是機遇弄人，時勢造勢。於晚清則幸甚，於民族也是一種幸甚。敗頹相比，歷史總算對中華民族不薄，選了一個相對輕一點的。然，假如沒有太平天國之禍，就不會有曾國藩之遇，文明東進，歷史或許改寫。歷史沒有假如，也不會有假如。曾國藩之後，戊戌變法之敗，孫氏黨國登場，中華民族還是沒有趕上文明發展的大潮，往邪路一路遠奔。

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日，亦即太平天國滅亡三年之後，所謂“中興將帥”之首的曾國藩與其幕僚趙烈文曾作推心置腹的長夜之談。言及晚清之勢，曾曰：“京中來人所云：都門氣象甚惡，明火執仗之案時出，而市肆乞丐成羣，甚至婦女亦裸身無袴。民窮財盡，恐有異變，奈何？”趙曰：“天下治安統一久矣，勢必馴至分剖。然主德素重，風氣未開，若非抽心一爛，則土崩瓦解之勢不成。以烈度之，異日之禍必根本顛仆，而後九州無主，人自爲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曰：“本朝主德正，或不至此。”趙曰：“主德正矣，而食報已不爲不厚。國初創業太易，誅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難知，善惡不相掩，後君之德澤，未足恃也。”曾國藩哀嘆道：“吾日夜望死。憂見宗社之隕。”

曾國藩之哀實其所幸，一代抱忠大儒，功業與主同腐，也算得償所願。此番談話後，不出趙烈文所料，45年後清亡。國亂也果不出趙烈文所言。曾國藩的宗社之隕卻也不是民族之福，可見歷史的規律與文明發展相輔相成，豈儒學之能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