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日本之旅的散文
聽說我們要去島國探親，看望那裏的孩子。那個在上海的孩子的舅舅，也就是妻子的弟弟顯得比我們還要激動。高鐵一到上海，第一時間就趕到了虹橋車站。
高規格的熱情招待讓我們真的是盛情難卻，他說：現在我不是隻有你一個親姐姐嗎？姐夫是從來不出門的，這次出門遠遊不更是難得的嗎？
是的，我總是說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這次看來是要改變觀點，顛覆傳統了。也許在兩代人之間最具權威的那句話應驗了——改變父母的人只有自己的孩子。這不，連祖國“北京”都沒有去過的人，一下子就要越洋去“東京”了。
這一切不就是因爲那裏的兒子，因爲和他相守的媳婦，以及那個還未曾謀面、但卻要即將出生的孫子？！
由於妻子要求孩子在定機票的時候，儘量在一天中坐車到上海，再乘飛機到東京羽田，說是不想在上海耽誤一天，既耽誤自己，又麻煩別人。
妻子就是這樣的人——寧可人負我，不可我負人。
就這樣，我們起早趕乘 七點五十分的高鐵到上海，然後乘下午四點五十五分的東航飛機，由上海浦東機場直飛東京羽田機場，就這樣，內弟幾乎陪了我們一整天。
期間還“打的”觀光了上海的“今非昔比”，在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夏中魚貫穿行，見證這個國際大都市的現代化進程。
直到出關安檢前到達機場， 而可能由於天氣的原因，雲層厚，能見度低，飛機延誤了近一個小時，當然只是猜測，具體原因不得而知，這樣就延遲到了十點多鐘纔到達羽田機場，輾轉到了兒子的家已將近十一點多鐘了。回憶這一路過來，已然有了些全新的體驗。
那還是在東航登機前，妻子看到了一個“愛心服務”的通道，於是經過諮詢，並告知自己的健康狀況，由於股骨頭的先天病變，近幾年開始行動不便，這樣就得到了一個愛心的“輪椅 服務”。
妻子笑說：我現在又多了一個頭銜叫“輪椅”。
一個高大俊朗的空少推來了輪椅，讓妻子穩妥地坐上去，一路推着，去逐一辦理了相關手續，行李託運，安全檢查……然後一路推着妻子，曲徑通幽地走過了將近三百米的通道，在貴賓似的服務中，繞過了大廳長龍的排隊，來到了登機口。
可是就在這時被告知飛機延誤，可能要耽誤一個小時。妻子累了，靠在輪椅上閉目養神，空少伏在欄杆上無聊的玩弄着手機，也許這對他來說習以爲常了。
我就在觀察着次第降落和起飛的飛機，苦苦地盯着一號塔臺，等着在那裏出現能載我遠航的飛機出現，一個小時的延誤就這樣過去了。
輪椅一直被護送到飛機入口處，我們一再感謝空少的辛苦付出和悉心服務。飛機在一步一回頭地起飛，終於在得到指揮塔的許可指令後正式起飛了，一架銀燕，如鯤鵬般直插雲霄。
一切是那麼的平穩，平穩到你沒有什麼明顯的感覺，平穩到你可以忽略不計其影響。年輕漂亮的空姐 和俊朗帥氣的空少來回穿梭於兩條通道間，提供相應的服務。
在結束國內的飛行，進入島國領空過後，供應了一頓晚餐，一看就知道是那種日式的餐飲，它精巧，細作，內容豐富，質量高而數量少，也許和資源匱乏有關，也許是健康理念使然，已然感受到和我們截然不同的島國飲食文化。
當飛機在羽田機場降落的時候，這邊的空姐和那邊的空姐用日語和英語交流了一會，就將我們交代了。
只見一位日本的空姐，帶着輪椅接待了我們，很禮貌客氣和熱情地將妻子扶上了輪椅，就這樣無縫交接成功。我們在這一瞬間變成了日本的客戶。
只見那位日本空姐是位白淨，靚麗，大眼睛、五官精緻的小臉美女，爲了感謝和賄賂她的服務，我說了句洋涇浜的“三克優”，沒想到她問我懂英語嗎？我苦笑着搖搖頭，這時懂得些英語的妻子和她搭訕上了。
說懂一點點英語，於是，他們聊了起來。小姐熱情地問道是來旅遊的嗎？妻子說是來探親的，她問是看什麼人？妻子說是看兒子，她問兒子在做什麼，妻子說是在這裏工作。
小姐聽到後很是興奮，沒想到我們會有一個兒子在他們這裏工作。這種親切的感覺很快消除了芥蒂，拉近了距離。空姐和妻子的交流是用了英語和幾句日語交流完成的，期間無法表達的時候就脫口而出說出幾句漢語，日本空姐也不知聽懂沒有，只是點頭讚許。
也許她就是懂一些漢語，就像妻子懂一些英語一樣，也許她是作爲一種尊重的表現。以前只是聽說島國民衆的修養，隔着幾步遠，打手機都輕得讓你聽不見。
妻子的同學在日本問路，被一位老年婦女送出去老遠，還一再叮囑往什麼方向走。我看這位身材嬌小的空姐推着妻子沉重的輪椅，依然要在鋪着地毯的過道上，走過近三百米的路程，我在想，爲什麼我們這裏看到的好幾位推輪椅的都是空少，而日本卻是由空姐來完成的。
這時我覺得自己好像應該做點什麼。於是，我就想去接手小姐推輪椅的手，說你累了吧，我來換下。可是這樣表現了兩次，都被小姐婉拒了，她不是緊張地拒絕，而是用一個莞爾一笑的婉拒拒絕了我的好意，同樣說了句洋涇浜的“謝謝”。
就這樣也順帶地剝奪了我想表現的機會，其實我何嘗不知道，她們一定是有嚴格規範的，這樣做是要受罰的。規範的制度是優質服務的保證，也是她們那種根深蒂固的傳統，被稱之爲“格子社會”，也就是格式化的社會化，這在很多地方都能體現。
儘管我沒有如願，但是我自覺做了一回“紳士”，相信我的做派會讓她感到欣慰，這是基於對他工作的理解和尊重。在出關的時候，她看到我那高大俊朗的'兒子時，眼睛一亮，兒子是酷酷的高冷型，留着長髮。下巴上續着些許山羊鬍鬚，但不是刻意爲之，只是一點性格的體現和忙碌的標誌。
兒子用幾乎聽不清的低沉的日語和她打了招呼。她顯然有點驚訝地看到我們有這樣一個兒子，似乎什麼也不需說了，（兩個孩子曾說：他們可以堪稱是日本年輕人的楷模了）交代了一些事務，讓我們去取行李，放在她換來的貨車上，她將我們老兩口和行李一併交給了兒子以後，看着我們兩個沉重的拉桿箱和我背上也有近十斤重的雙肩包，又回頭用日語和兒子說了些什麼。
我問兒子是說了什麼？兒子說她告訴他可以將貨車一直拉到上地鐵後，這樣更方便些。車子我們不用管，她會讓人去收。
在地鐵上，有寫着“優先座”的字樣，有空着的座位，“有限座”一定是我們說的老人孕婦等，兒子讓她母親在一個優先座的空位上坐好，我則在對面一個空座坐下，有人下車後空出座位，我示意兒子坐下，兒子搖頭表示不用坐。
我們傳統地認爲給別人讓座是雷鋒精神，是種美德，可是我們兒子幾乎是壓根沒有坐地鐵的概念，每一次和他在這種場合下，都是有座也不坐，他還不是不想坐，而是不屑坐，既然人需要坐，有人希望坐，有人爭着坐，所以他就不屑坐。
一會我發現，我的肩上有了一點份量 ，我微微側頭望去，是一個女孩疲憊地靠在我的肩頭睡着了。我只能看到淺黃色的一個小腦袋，和滿懷抱着的包下那一雙裙裾下的膝蓋。
坐在我對面的妻子也看到了這個情景，狡黠地笑了一下，我無奈地苦笑了下，不動聲色地保持着原有的姿勢，一動不動。我當時在想：都知道日本是個競爭很激烈的社會，“過勞死”三個字就是率先出現在這個小小的島國的，就拿兒子和媳婦來說，都是在九點以後才能回到家的。
這個女孩也許就是這樣的。我再次低頭想看看她的模樣，只看到胸前抱着包的那隻蘭花般的細小白淨的手指。
直到我們的那個座椅上只剩下我們兩個人，我有點尷尬，也不知覺地輕微動了下，她的那顆小腦袋才離開我的肩，可是依然困頓地低垂着，以致我們要下車了，沒有機會看到她的尊容。我慶幸，我再一次做了個“紳士”，而且這在這樣一個禮儀之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