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的精神 經典散文
酷熱的夏季裏，我在不斷地閱讀林賢治先生選編的《自由詩篇》，這是少見的。最初看這本書只是因讀了張遠山先生的《漢語的奇蹟》，在書中張先生對王寅的詩極爲推崇，以前我對他印象不太深，便萌生了閱讀的衝動，可一時找不到詩集，《自由詩篇》選他的詩十九首，多少可以滿足一下需求。這十九首詩都是精品，寫的精緻、華美，並充滿着貴族氣息和難得的豪俠之氣，我想很多人都會熟悉《想起一部捷克電影想不起片名》這首詩，而我尤其欣賞《風暴》的開首部分：風暴將臨的呼吸已隱約可聞/飛蠅壓彎草莖/門窗不再來回拍打/咖啡顫抖着/托盤上的瓷杯更加潔白。這種細節處理的功力與生活的直感是歎爲觀止的，每次重讀都會體驗到那種躁動不安的靜寂中水墨畫般的氣息。在閱讀的過程中我還競爭性地寫下了同題詩《火車》，這首詩勾起了我對往事的回憶，閱讀使我那一段經歷昇華了，我看清了當時懵懂的行爲的內在意蘊和對現在的影響。而讀詩或寫詩對我們人生存在是一種淨化和超越，好的詩總會喚起我們的自我意識，賦予我們一個澄明的視野，看到平常看不到的境界。
當我沉浸在才華橫溢的王寅的華美多變的詩中時，北島的詩是難於卒讀的，那種粗糙和生硬讓人感到虛假，可過一段時間後工作的壓力增大、心情沉重則對北島的詩有一種親切的認同感，它們氣勢沉雄，給人一種存在的勇氣和力量。《回答》、《結局與開始》等詩的批判鋒芒，在虛無中承擔和爲信念而犧牲的襟懷，都使人難於平靜，這種沉重的使命感使我感到自己不是孤單的，我看到了那遙遠的地平線，萬物鮮活、生動；我又與生活是融通的，對存在充滿着親近的慾念，懷戀着那些在人羣中的溫暖和無我的歡樂。
閱讀中也使我對多多、芒克、江河等詩人有了更新的認識，坦率地說以前我只當他們是浪得虛名，寫了一些時髦的東西，此次重讀似乎是一次全新的閱讀，感到他們的詩一點也不遜色於翻譯過來的一些大家之作。土地的每一道裂痕漸漸地/蔓延到我臉上（江河《苦悶》）。它把頭轉了過去/好像是爲了一口咬斷/那套在它脖子上的/那牽在太陽手中的繩索（芒克《陽光中的向日葵》）。全身披滿大雪的奇裝/是我站在寂靜的中心/就像大雪停住一樣寂靜/是我的歌聲曾使滿天的星星無光/我也再不會是樹林上空的星光（多多《歌聲》）……這些詩歌情感真摯，視角獨特，語言出人意料，意象變幻無窮，特別是其中透露出唯我又渴望衝破自我與萬物一體的混沌境界，而力度之深厚和沉重之感更是當前詩歌所不具有的。
這本詩集給我印象比較深的還有昌耀、宋琳等。昌耀這位已離我們而去的詩人，在大西北雄闊、嚴酷的自然和生活中形成了一種硬朗的風格，特別是那種真氣貫注的力感使他顯得與衆不同。《回憶》的結尾：心源有人，肉體不燃自焚，/留下一顆不化的顱骨。/紅塵落地，/大漠深處縱馳一匹白馬。可謂是鐵骨錚錚，是對他精神自我的期許也是寫照，其詩亦可作如是觀。對於宋琳的詩我曾有過苛責，以前感到他的詩風平庸沒有個性，這次入選的《死亡與讚美》、《曼德爾斯塔姆之死》都是力透紙背的佳作，逼視着生存與現實，也是我第一次讀到。黃燦然也是在這本詩集中喚起了我的熱情，這位詩風一貫纖弱、外形瘦小的詩人亦有他不同凡響的抱負和情愫，有他金剛努目的一面，如《一生就是這樣在淚水中》，在決絕的力度中透出堅韌不拔的韌性和耐力。而支撐這些的應是他們與存在的神祕應和，是對高貴美好事物的熱愛與高遠的追求以及那種勇於擔當的精神。
翟永明的兩組代表作《靜安莊》和《女人》我也是潛心研讀，記得初讀《靜安莊》除了給人炫目之感外不甚瞭然。這次我讀了多遍同時還參看了相關的評論和自述文字，每讀一次她語言的黑色素便減弱一些直至完全明朗，剔除了那些曖昧的情緒密碼，最後剩下透明、乾淨的文字，真是一個清洗的過程，這給了我很大的欣慰和啓迪。在其中我看到了混亂的個人在力圖進入自己時迷茫、錯亂的無力感和本能對之的抗拒意圖。這是另一種黑暗，另一種光明，另一種真實，這也是對時代的深度揭示和詮釋，雖然這一切都是在不自覺中進行的。不知爲何一直比較喜歡的歐陽江河和一直想讀的周倫佑在這本詩集中都沒有給我甚麼獨特的感受，反倒生出諸多不良的感覺，周的詩風過於刻意，歐陽江河的詩缺乏味道，即使被普遍看好的《最後的幻象》中的《春天》也是味同嚼蠟。可能與翟永明相比他們太渴望做時代的代言人了，而缺少了生命真切的感受。
在閱讀的過程中還有很多稍縱即逝的想法。一本詩集能給我這麼大的啓發和感受，而編者除秉持一種自我的立場外，並非是一個詩人或詩歌研究者，這使我難於保持沉默，更使我相信人間是有好詩的，只是缺乏詩的眼睛，詩歌的聲音是偉大的也是沉寂的，你只能走進它才能感知到它那難於抵抗的力量。有時我很奇怪我會同時熱愛這麼多個性迥異的詩人，我想統一我的諸多熱愛的本質只能是詩：真正獨立的精神。詩不同於人們通常說的詩意，它不是去刻意地表演美好也不是無所顧忌地去呈現黑暗當然更不是遁詞；詩歌不是一種藝術，不是語言、技巧或立場的角鬥場；詩也不需要任何的桂冠或掩體，它是敞開的，詩就是存在而詩歌則是真實和真理的混合體；詩是一種力量，詩歌源於一種力量更應成爲力量的源泉；詩的精神便是衝破一切禁錮，獲得真正的大自由，當然這包容着多個方面並在不同的時期亦會有不同的表現。這就是爲甚麼這本詩集裏過多的死亡、黑暗和暴力的展示，卻賦予人一種熱情、生存的勇氣，只有有生命力的東西才能給予。我們應有這種胸懷與認識：我們在接近地獄的時候可能正接近或建造天堂，正如但丁的《神曲》。而在穿越這三重世界的過程中詩即是引導者又是一種呈現，這是詩人必須承擔的身份。而也只有這樣我們的精神才能說是獨立的。在這本詩集中我至少看到了詩人們向之抵進的姿態和由之引發的痛苦。我在內心裏期待並祝福他們，與布羅姆的「影響的焦慮」相反，我則希望在漢語詩歌中發現偉大的先行者和身邊那些優秀的同行們。當我通過文字看到他們笨拙、飄忽、堅毅、執着或高雅的身影時，我心中油然而生的是敬意、愛戀和親熱的暖流。這也是詩的更是詩人們的追求所在。
而這本詩集中還體現出另外一些精神的境界，可能人們容易忽略，比如對社會對人自身的熱愛、信心和在當下尤爲可貴的共享意識。這是一種博大胸懷的體現，展示真正的自我是需要勇氣和大愛的，這不同於現代人的自戀更不是有人鄙視的出賣靈魂。在這些優秀的詩作的背後是一個個充滿着憂患意識、反思的力量、不滿足又勇於承擔的詩人形象。這是對個我的執着更是超越，它們或發之不可止抑的痛楚，或源於引起療救的渴望；或是揭露、抗拒與征服的勇氣和信心；是對光明、自由的嚮往，是對大同世界的追求和實踐。我們往往在他們書寫對象的事過境遷中忽略這些詩歌的精神意義，忽視它們背後的詩人形象，我也只在相似的處境中感受到他們深厚博大的胸懷，並非是苦難成就了他們，而是他們面對生活的態度。我曾看到北島對他早期詩歌的自省和他最近低調的身影，「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我只想做一個人。」寫這首詩的時候他是一個英雄。沒有對英雄的渴望，沒有強烈的自我意識，何來詩人？是對自我的不斷追求使詩人在芸芸衆生中凸現出來更使生活的價值得以顯現。詩就是不斷形成的人類的自我意識並使之呈現出來的力量。而自我或真實是一個過程，詩歌創作源於自我肯定的意念，這是一種對現實與個我的征服與昇華，我們只能在自我的真實中看清這個世界，也只有在不斷放棄中接近存在。詩歌的精神在追求絕對中包容着萬有。詩的自由是一種承擔的責任意識。
我們很容易以詩歌的名義背離着詩歌的精神；我們有太多以時代的名義編選個人偏好的選集，以所謂的全面公正的立場編選一些毫無個性的大雜燴，以所謂藝術的品味抵制激情、血液和真實，以所謂學術的態度清除着生活；我們有太多詩歌的煉金術士。以之來反觀當下的詩歌乃至有些先鋒詩歌看起來激進，其實是頹廢和退化的，它們是頹廢的現實主義。很多詩人對真的詩歌精神是懷疑、嘲諷甚至批判的，有的在言辭或技術中尋尋覓覓，更多的則是曖昧、無名的，是對生活或別人詩歌的複製；它們表現的不過是對自己屈從的一種解說與再現，這是對詩對生命存在的譏諷。他們執着於歷史、民間、知識、中年、神話、技巧、隱喻甚或敘述，歸結一點便是如何搬演他們大聲抗議的日常生活。他們以戲謔的語言預示清醒的態度，以迂迴曲折的手法表現事實，以取消自我的方式來達到客觀，以與時俱進的姿態接近存在，真實成爲一種技巧和不斷自我翻新的產物。反諷與混雜成爲詩藝成熟的界碑，如何處理意象紛呈的人生經驗是詩人們的追求，能否書寫存在的悖論或呈現出悖論似乎成爲詩人人生境界的體現，總之智慧成爲詩歌的鑰匙。無論是在國內或世界我們的負面遺產都太多，在普遍的懷疑與期待中我們尚沒有形成自己的詩歌譜系和精神遺產，雖然幾乎每一個詩人都有他們推崇、模仿的衆多西方大師，在這種不對等的情況下多數只能橫向地移植，對於身邊的詩人他們在還未形成自己的認識時便已盲目地否定了，這是一個誤區。
90年代至今的遺產與現實呈現出背叛與順應的奇妙結合，詩人們自覺地拋棄80年代乃至前半個世紀詩歌的宏大敘事與意識形態的合謀，而順應其實在某些詩人那裏呈現的是批判的姿態，那便是市場的功利主義盛行，換用一位學者的話這也是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詩歌不再是合謀者而是形成了微妙的同構關係，他們是清醒的深知魚兒與水的關係（參見伊沙的《司機的道理》），不過從前期的主動轉化爲被動甚至是扭扭捏捏的猶抱琵琶半遮面。曖昧與凡庸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精神徵象，對凡庸的推崇沒有任何一個時期可以相比。權利是人們着意消解又是自覺追求的對象，這裏不僅僅存在着悖論更隱含着角色轉換的期待和現實，當然我並非批評權利而是質疑權利構成的簡化和粗糙化。而詩歌愈來愈淪落爲一種藝術的門類，似乎人就是「爲藝術而藝術」地活着。很多詩人自覺地追求詩歌的邊緣化，有意識地與生活保持着距離感以達到所謂藝術的純粹，或在接受中表演着一種痛苦；更有再現世俗生活的快樂，以確證一種虛僞的時代感甚或反叛意識，這些都是與生活的同構；無論是自覺還是潛意識都是殊途同歸。詩歌一次次降下心靈的高度，卻沒有想象的大地出現，從而形成衆語喧譁又萬馬齊喑的狀態。
爲甚麼同是對個人的肯定而表現出如此大的差異，爲甚麼生活環境鬆動後我們的精神處境卻每況愈下，我們是否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還有哪些詩人仍夢想着生命的神性，以擁抱的姿態走向生活？人們還有哪些理想與抱負？追求詩歌的獨立與個人的自主，這種行爲本身爲何產生了負面效應？
最簡單、通俗的做法是將之歸因於社會的過渡時期，世俗社會的來臨和改革的陣痛；這本身便是對時代的誤解，對個人的逃避和對真實的遮掩；從而在反面承擔了自己的宿命；這也是一種驚人的無知，時代精神往往體現在對現實的清醒、批判與超越中，絕不會是接受、認同和美化。不過這些問題也是有些詩人引以爲豪的資本，他們往往以生活環境的優越化，以詩歌對現實承納的多少，以詩歌的技藝化程度來衡量詩歌的進步，這是真正的癥結所在。進步本身便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並會有它的衍生物，形成惰性的力量會使人們盲目又自負，使我們很容易迷失在表面的鏡像中喪失了探索反思的能力而成了歡樂的俘虜。當然有人會說這纔是生活，他們忽略了他們不過是在模仿，這也是對時代的再現的一種，但這只是犬儒主義的表現，缺乏真正創造的態度，我們生活的意義之所在。他們是將對自我的追求轉化爲生存的智慧，不是去思考對存在有距離地介入，而我們沒有認清時代和歷史的詭祕怎能達到超越存在的境界。
當然這也是時代的宿命，對於生活其間的人誰也無法逃脫，時代對自身的不斷超越，使個人的堅守或剝離都缺乏應有的根基，沒有參照物，沒有對立面，精神在自我形成的過程中拋棄着自己，或許複製是最好的表達。這就是爲甚麼背叛比想象的艱難同時也比想象中的高貴，當順應成爲一種隱在的先鋒之後，當表面比內在更加真實、深厚和優越時，我們憑藉甚麼得以形成自我的觀念。而在生活中榮譽、尊嚴乃至道德變成近乎僞善的笑談或利益的翻版，個人則成爲慾望的真實，更確切地說是物質的情人，並以之與日新月異的社會共同構成了我們生存的背景。精神的不斷消解與生活的不斷改善使個人的迷失表現的是如此地光怪迷離又是如此地水到渠成，對內在於傳統的個人自覺剝離後的虛無之感與後現代的及時行樂的混合使90年代以來濫觴的個人主義表現出複雜的面相，這是對真正個人的一次實現更是背叛。80年代的身體無法負荷龐大的精神，而現在則是精神難以承擔沉重的肉身。爲了將生活進行到底，人在市場與政治的雙重剝奪下不斷卑弱化的同時又自覺不自覺地對自我進行清理、逃避和覆蓋。寫詩不再是對個人的張揚和確立而是一種自我的壓抑，主體性是一個不受歡迎的詞彙。詩與寫詩者構成了微妙的諷喻，他們通過寫詩來取消並呈現出人的正日益消逝的部分自我。這種自覺剝離的心態削弱了我們承擔的意識，將解構視爲一種使命；我們在對極端的糾正中喪失了真實感，藉助於海子的大地我們上升到一種虛妄的俯視，而它們不再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這種漂泊無根之感已深入現代人的骨髓，生活成爲生活的價值。
即使一些有追求的青年人也很難走出個人的陰影，掙脫世俗的束縛與誘惑，他們在唯我中缺乏抵抗的意志，在平滑的生活流動中難於領悟存在的深度，更不會自覺地向隱祕處挖掘抵進黑暗。沒有信仰，沒有大愛，沒有另一個世界與世俗抗衡，他們的批判精神與反叛意識往往也是病態的，他們在個人感覺的真實中以自我的美化作爲一種超越；或以融入實際的生活爲一種承擔和責任，並不斷地在現實的沉淪中追求、刻畫着種種自立的述求。從衛慧到下半身寫作再到葛紅兵，我們絕望的肉體如何承擔它的背叛，身體最終會表露出物慾的真相，我們生活的本色。一些詩人也在與之對抗，但又缺乏對抗的資源、力量和勇氣而陷入一種頹廢且失敗的情緒裏，因而排斥存在而無法接近真實，並把諸多的情緒、力量呈現在詩作中。我看到現在一些優秀詩作也多是詩人對未被認可的一種報復性自殘與自救甚或自衛的表現，這是病態的當然也是真正詩歌精神的一種體現，不妥協，一種反抗病態的疾病。我們的時代藉此呈現進而又以之來規約我們的發展。
詩歌的處境也就是人的處境，詩歌的萎靡最直接的因素是個人生命力的衰弱和病態。沒有健全的個人當然就不會有高貴、壯麗的詩歌，事情就是如此的悖論。不過是很多人難於形成這種意識，人們太容易將個人的殘缺轉化爲社會的問題，進而誤以爲是時代的特徵並將之表現出來，更加深了社會的混亂。這種自覺的病態是否能夠得到療救？從北島到于堅，他們的詩歌見證了我們的真實，我們走過一個人的道路，卻始終沒有成爲一個人。我們對自我的追求中最後都走向對個人的消解，我們需要不斷地回到渺小的個人嗎？而對自我的堅持多會是個人生活的災難。你看詩人黃燦然的《傾訴》：願你不要清高，也不要單純/孩子啊，願你一生平庸……願你平平穩穩，這是父母的希望/他日你人面獸心，或者行屍走肉/我們都不會譴責，也永不會遺憾。我們的社會尚未形成哈貝馬斯所倡導的公共空間，更確切地說我們沒有個人可以依賴的精神空間，那些堅持自我的人不但要承擔外部的壓力更要克服內在的叛離。而這些恰恰是因爲缺乏獨立的個人的緣故，我們真正需要回到獨立的個人，我們真正需要的是發自內心的力量無論是悲痛或歡樂。在長期文化政策的鬆動下，我們的社會、學校也應該思考如何完善地保存真我而不是改造，我們只有看到一個個獨立自主的個人時才能看到一個自強不息的民族，我們只有在個人的不斷完善中看到社會的進步。
我們並非沒有意識到我們自身的問題，存在的很多黑暗與邪惡的認識最終都在我們的肉體、思想、習俗乃至背叛中體現出來，這種消解的力量是無與倫比的，我們回到個人也意味着回到了虛無和罪惡，我們任何的真誠也難於面對我們追求的渺小和無能爲力之感。這種個人與時代的不期然的同構關係是每一個詩人都無法迴避的事實，差別只體現在我們的認識以及對之的態度上，我們是遵從，是超越；是回到起點還是繼續穿越；而這又是沒有前車可鑑，缺乏同行者的孤獨之旅。正如帕斯所言：現實是最遙遠的。這不是提示我們要與生活保持距離，而是讓我們領悟到存在並非僅僅處於我們感知的領域，對真實的認知本身包含着我們的懷疑、背叛和重構等各種慾念與行動中，荒原或絕處也不可等同於沒有道路，而是沒有道路這種意識形成了這種認知，只要有人的行動任何的存在都會顯露出生機。當然我們更要意識到人類行爲本身以及由之導致的荒漠化，這源於我們不斷面臨的喪失之感，我們在背叛中承擔的那些拒絕與遺忘，這也只能在行動中克服。我們不可能在沉思默想的姿態中完成征服的使命，更不會從中領略生存的價值與歡樂，我們生存的力量和勇氣之源。我曾追求過完全的獨立自主而最終認識到個人的虛妄性與卑賤狀態，我在對自己的克服中意識到自我是一種過程，是種種現實心態的不斷展現與完結的過程。這使我對多多等的詩產生了強烈的共鳴，如《北方的聲音》將個人的'苦難與生存其間的土地和人民相連，這種胸懷和認識都是需要我們這一代人繼承、發揚的。對於我們而言有雙重的任務，一方面在世俗中堅持真我，一方面則要在堅守中追求更大的境界。我們需要不斷消解社會對個人的覆蓋也應能回到生存的世界中。我們必須在生活中創造自己的父親，以之來保存對生命的真切感恩，在現代人的流浪生涯中創造我們永恆的家園和記憶，這也是個人存在的必須要素。虛無是不存在的，對虛無的肯定只是對自己的背叛，不是如有些人認爲的是一種真誠與勇氣的體現，恰恰相反這是典型的懦弱的自我泛化和逃避。如果我們不能直面真實和事件，從而對不斷地改善中的生活和時代產生了不信任和隔膜之感，該堅守的不能堅守，該放棄的無法放棄，而這種缺失了精神立場的個人如同落水者，任何微小的水坑，都可等同於大海，都會淹死人，都會產生可笑的自救動作，我記得在一個影片中表現一個落水者的呼救與掙扎，當他被提醒站直身子的時候，水位並未淹及他的臀部，如此人性的鏡頭恰可隱喻我們的現狀。寫到此我再次感受到詩人濟慈的詩句：真即是美。詩的力量總會在探索的過程中瞬間照亮那些隱祕在個人視線之外的事物，生命從那裏生髮而來，自我藏匿之處便是存在，人生是一個不斷髮現的過程。詩歌如閃電如彗星在瞬間劃過並燃亮天空或宇宙的封閉，詩人在仰望中看到了自己，而生活如雨滴滴落。
另外社會的發展演變不斷地侵蝕着詩歌的領地的同時也在更新着詩歌的領域與觀念，如何尋找並把握新的方向，創造另一種真實和自然！是每一個關注詩歌的人需要思考的。但我想詩的精神是不變的，詩歌只是這些精神或者說生命的強力意志、抱負與時代風雲、社會氛圍相互激盪而產生的交響，它們是對抗、呈現是歡呼更是三者的有機結合。在世俗化的社會中，在大衆文化到來的時期，詩人應肩負着歌唱、批判和重構等的多重角色。時代、社會的變革正是詩歌得以發展、繁榮、演變的契機和場所，生活在這個瞬息萬變的社會是詩人的幸運。當然詩源出於沉默和靜寂的力量，在時代的喧囂中對寫作構成了挑戰，有些人因此認爲詩歌是一種保守的力量以「亡靈」自居，在人生的空地上尋覓着自己的影子，堅守着稻草人的位置。我們要衝出種種自閉傾向，在任何時代都沒有一個自在自足的社會供我們演練詩藝，這隻能是我們的創造。詩人是時代的產兒也是時代的締造者，而偉大的詩人則將存在上升到審美的層次。任何敢以詩人自居的人都應有這種承擔的能力和氣魄。當然這裏的「詩未必一定是分行書寫的」，它首先是一種詩歌的精神。無論是夜鶯、貓頭鷹、雲雀還是鳳凰都是令人嚮往的，但最好不是麻雀和烏鴉，特別是它們的變種，哪怕是蚯蚓也好。
全球化的到來對於生命而言是一次巨大的解放也是一次囚禁和清除，人們普遍臣服於工具理性，這種科技理性在提供生活的便利的同時正消解着人的主體意識和精神，更確切地說是使一切技藝化，這是詩歌的現狀給我的啓示，也反映出我們整個精神世界的病態，現代性一直延續着艾略特所描寫的病態，而後現代則是抵制疾病的疾病，正如我在前面揭示的當前我國詩歌的病態，我們很容易從尼采式的頹廢的浪漫主義滑向海德格爾式的頹廢的現實主義，從歷史的顛峯中走向無所不在的時間。而不斷祛魅後的存在並沒有呈現出本來面目而是不斷地流失和荒蕪化，我們已喪失了自然的神性和大地的感覺，人類在不斷攀緣自我的上升中正喪失着存在的立足點。難怪有人已在宣告着人的死亡，預測另一個黑暗時代的來臨。在愈來愈精緻化的物質世界中我們愈來愈缺乏一種積極自主的態度，事實一次次地打擊着我們的脆弱，在不斷地擴展着的外部空間中內在的力量日趨微小。人類內在精神的高度在消失，我們在普遍的懷疑與批判的心態中一切都在褪去美麗的色彩，似乎只有不斷地拋棄，我們才能獲得加速度，從自我的質疑到生活的鏡像化再步入生命的自我規範。可在這突飛猛進的時期，我們更需要在內部汲取存在的力量以確定自己的方向，我們太需要時間來消化那麼多異質性的事物以使它們轉化爲自我的一部分，而不是分裂，更不是依附，使自我臣服於自己的衍生物。這些只有具有一種大我的詩歌精神才能統一。不過有時我也疑心由人類自身引發的問題是否可通過人類的努力得以解決，正如馬克思所說人類會不斷地生產出自己的掘墓人，轉念一想這不也說明了人類可做相反的運動嗎。但我很少看到（至少在國內）人們對目前這種狀況的反思、批判，我看到太多知識導致的墮落，更確切地說是知識的外化；知識不是對生命的完成而是實現，將知識工具化的背後是生命的屈服和流失更是對之的掩蓋。在這全球的虛無主義的浪潮中，很多的詩人學者的使命似乎就是使人們回到日常生活中來，他們不會不知道現實並非是真實或真理的存在。他們如此自覺地消解着精神，使他們對自我的認知喪失了倫理的關懷和期待。這是一種暫時的表現未必不是一種歷史的趨勢。而人類的歷史只能是對人自身的不斷完善的過程，不是奴役、囚禁更不是清除。詩便是導引與再現者。
而在這本詩集我看到了衆多詩人的本色或者說我看到了個人，他們的詩作中呈現出的不是情緒而是種種精神的狀態，在詩集裏我看到了在苦難中堅守的詩人們，我看到他們主人公的心態，他們在高壓下衝破一切的活力，他們敞開的胸懷與承擔的勇氣；我看到了另一種對時代的詮釋和再現，宛如在深夜的旅途中看到那些閃光的河流在不斷地流動中形成自己。當然無論是編選的理念，詩集中詩作體現出的精神仍需要我們進一步深深挖掘和汲取。這也是詩歌精神的體現──一種對大我的自覺追求和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