鋪蓋散文

不知從何時起，“鋪蓋”一詞在人們生活中變得輕飄起來，以至於今天的許多人，想象不出數十年前“鋪蓋”所具有的那份沉重，無法理解“鋪蓋”在當時生活中的那種重要程度。但對於我這個出生於農村的“過來人”來說，“鋪蓋”是記憶深處一扇永遠無法關閉的窗，一幅永遠不會模糊的畫，一絲永遠無法抹去的痛，包含着生活的艱辛，滿浸着濃濃的親情，伴隨着我的成長，維繫着我的人生。

在我的山東老家，“鋪蓋”是被褥的合稱，被寬褥窄，被上褥下，一鋪一蓋，生動形象。在我幼時，被褥的花色還非常單調，左鄰右舍的被褥彷彿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被裏、褥裏都是白布；被面是大紅的花布，綴滿了紅花綠葉的牡丹；褥面是靛青色的蠟染布，白色的圖案整齊排列，古樸、吉祥而莊重。那時老家人的生活習慣是：每天早上起牀後，把被子疊在褥子上面，然後被褥一同捲起，堆放在炕的裏側，成爲名副其實的“鋪蓋卷”。晚上睡覺時，只須把被褥一攤，便可直接鑽入“被窩”，省事方便。由於各家各戶都是將褥面卷在外面，因而那時鄉親們的大炕上，幾乎是清一色的靛青，與青磚黛瓦的房舍相映相襯，渾然一體，和諧自然。

我童年的記憶中，“鋪蓋”只有大人和大一些的孩子纔有，小孩則只能與父、母共擠一個被窩。那時國家還比較困難，棉布憑票供應，用於四季衣裳已是捉襟見肘，家中的被褥便很難得到更換，只能一年又一年地將就着用，被裏、被面破了就加幾個補丁，棉胎薄了就加一點兒棉花。幸運的是，我從六歲讀小學時起，便有了一套自己的“鋪蓋”，得以“獨立門戶”。儘管這套被褥的歲數遠遠大於我的年齡，但畢竟使我免去了嚴冬時節與大人擠被窩、扯被角之苦，讓許多同齡夥伴羨慕不已。當時在家中，父親由於長時間爲生產隊看管菜園、場院、飼養室等，晚上需要睡在外面，被褥不能過於破舊；二哥則經常外出幹活，攜帶的被褥也不能太單薄，家裏最舊、最破、最薄的被褥，只能由母親和我使用。當然，我的那套被褥還只是陳舊，並沒有多少破損，基本上保留着原始面目；母親的那套被褥則是補丁摞補丁，面目全非。每天早上卷被褥時，儘管母親都要費一番功夫，儘量讓補丁少的地方朝上、對外，但仍改變不了“千瘡百孔”的形象。

由於“鋪蓋”不可或缺又來之不易，那時在鄉間，被褥不僅僅是家庭生活用品，更是鄉親們眼中爲數不多的家庭財產，成爲家庭貧富程度的重要標誌。當時農村訂婚商議彩禮時，自行車、縫紉機等還屬於多數農家不敢奢望的物品，被褥當仁不讓地成爲彩禮的主角，“幾鋪幾蓋”不僅顯示女方身價的高低，也是衡量男方家底厚薄的試金石，往往成爲左右男女雙方能否成婚的'主要因素。在我的記憶中，彩禮中“兩鋪兩蓋”（兩套被褥）是最起碼要求，男方家裏無論多窮也絕不能少；“四鋪四蓋”則是一般行情，女方感覺不會丟面子，男方一般也不覺得過分，彼此都能滿意；至於“六鋪六蓋”或“八鋪八蓋”，在當時則已接近於奢華，只有個別女方家庭敢要，也只有少數男方家庭既能做到又願意給，因而往往成爲鄉親們羨慕和議論的話題，讓男女雙方都能賺足臉面。其實，“幾鋪幾蓋”並不是送給女方孃家的財物，而是屬於新婚夫婦的財產，女方家庭之所以作爲結婚條件提出，無非是想讓自己的女兒過門後少受寒冷和委屈，未來日子過得輕鬆一些。大婚當日，“幾鋪幾蓋”並不裝箱入櫃，而是整整齊齊地碼在新房中的炕上，層次分明，一目瞭然，與新娘子一起，接受着左鄰右舍的檢閱。

當年，這種“裏外三新”（指新面、新裏、新棉絮）的被褥，除了新郎新娘，他人一般很少能夠享用。因爲對於一輩子與土坷垃打交道的父老鄉親們來說，添置一牀全新的被褥絕非易事，能有一套厚實一些的舊“鋪蓋”便已心滿意足。那時各家各戶都很少有一套多餘的被褥，平時自家人勉強湊合，如果碰到家中來了親戚需要留宿，便只能派家人到鄰居家“擠炕”，首當其衝的便是男人或大一些的孩子。這種情況由於多數人家都會遇到，鄉親們早已習以爲常，誰也不會覺得難爲情，鄰里之間相互幫忙，共破窘境。我家當年由於親戚少，我從來沒有到鄰居家借過宿，倒是經常有小夥伴前來找我擠被窩睡覺。每逢此時，雖然睡得擁擠，但卻可以藉機聊天度夜，反而增加了許多樂趣。

每年秋風一起，各家各戶主婦的頭等大事，便是忙着縫製過冬的被褥。此時，一些彈棉花的手藝人會來到村裏，在大街上擺上攤子。各家各戶都把自家的舊棉胎拿給這些師傅，讓其來“彈”。彈棉花師傅的雙手似乎充滿魔力，隨着弓弦一張一弛併發出節奏分明的聲響，又黑又實的棉胎被彈得蓬鬆起來，顏色也似乎白了許多，做成的被褥便會鬆軟、暖和一些，能夠更有效地抵禦嚴冬。在彈棉花的過程中，各家也會拿來一些零碎棉絮，讓師傅加在棉胎上。那時各家用的棉絮，都來自生產隊分的棉花，首先要滿足男女老少的棉衣棉褲需要；從舊棉衣、棉褲替換下來的棉絮，再用來加補被褥棉胎。有時，母親爲了省下彈棉花的幾個錢，便自己動手續棉花，把舊的棉絮用力撕裂撕鬆，然而一片片地往棉胎上面貼，儘量貼得厚薄均勻。記得母親每次續棉花時都異常專注，生怕哪個部位棉絮過少而透風透寒。

那年月,老家的冬天似乎特別寒冷，春節前後室外往往都是冰天雪地，晚上室內溫度也要降到零度以下。由於被子厚度有限，晚上睡覺時，脫下的棉衣、棉褲都要蓋在被子上面，甚至腿腳部位還要壓上一個裝滿碎麥秸的麻袋。夜裏大人睡覺一般比較老實，我卻喜歡蹬腿、翻身，動輒就把被子上面的棉衣、棉褲翻下來。爲此，母親一個晚上不知要爲我重蓋多少次。北方的冬天黑夜漫長，當時白天又沒有多少農活可做，夜晚睡覺的時間往往超過十個小時。尤其是放了寒假之後，我每天都是睡到自然醒，而且醒了也不願起來，躲在被窩裏等待母親喊我吃飯。母親總是每天天一亮就起牀，先把她的被子加蓋在我的被窩上，然而開始忙活家務。因此，那時儘管天氣異常寒冷，“鋪蓋”帶給我的童年記憶卻是溫暖的，且這種溫暖的感覺刻骨銘心，終生都無法忘卻。只是，當時尚年幼的我並不明白，帶給我溫暖的是“鋪蓋”，更是母親和這個家。

我十多歲時，每年秋後村裏都要派人“出夫”。所謂“出夫”，就是各家各戶出青壯勞力，參加政府組織的水利工程建設。當時父親已年過五十，我還年幼，“出夫”的擔子便落在長我九歲的二哥肩上。記得那幾年秋收一忙完，二哥便同村人一起出發，直到春節之前才完工回到了家。“出夫”只是掙生產隊的“工分”，個人沒有任何補貼，連睡覺的被褥和吃的飯菜都要自己解決。每次二哥“出夫”離家時，都把自己的被褥捲起來，外面套上一個麻袋，然而用繩子捆緊，背在身上，此情此景讓我終生難忘。多少年後，每當我在城市車站看到那些帶着“鋪蓋”前來打工的農民兄弟時，就會想起當年的二哥。“出夫”一般在本縣或鄰近地區修水庫，二哥從家裏帶上一大包煎餅和蘿蔔鹹菜，吃一個星期，然後深夜回家來拿。記得每次回家拿乾糧，二哥都會把“鋪蓋”帶回家，避免家人因被褥不夠影響睡覺。二哥也參加過一次遠距離的“出夫”，是到千里之外去修海河，連續幹了三個多月，回家時被褥髒得已看不出原先花色。母親整整忙了一天一夜，才把二哥的被褥拆、冼、曬、縫好。對於當年的農家和農人來說，“鋪蓋”不僅映照着生活的艱辛與不易，也記載着奮鬥與奉獻的軌跡。

我十五歲讀高一時，學校要求冬天必須統一住校，週日至週五晚上都要睡在學校宿舍，只有週六晚上可以回家拿一次乾糧。此時二哥已成家另住，父親爲生產隊管理飼養室，家裏只有母親一人。由於我和母親每人只有一套被褥，我若把被褥帶去學校，星期六晚上回家睡覺時，則沒有被褥可用，必然連累母親無法正常休息。爲此，我堅決不同意住在學校，寧願每天起早摸黑走十多公里雪路上學，並保證絕不遲到早退。由於我一時成爲全班唯一沒有住校的學生，同時又礙於面子未把家裏的窘況告訴老師，因而受到班主任的嚴厲批評。母親從我同村同學的口中聽到我被老師批評的情況後，立即把我的被褥冼、曬一番，逼我帶到了學校。從此，我雖然不用每天再踏着雪地往返奔波，但那個冬天的每個週六晚上，母親都把她的被褥讓給我用，而她自己則和衣坐在炕上，渡過一個又一個漫長的寒冷冬夜。週六的晚上，同學們回家拿乾糧時，需要留下兩人看守宿舍。我曾想替同學值班，讓同村同學把我的乾糧帶到學校，但母親堅決不同意。我知道，母親是用自己一晚上不睡覺且挨凍的代價，換來多看我一次的機會。輪到留校值班時，我和其它同學一樣，把所有人的被褥都摞在一起，然後睡在上面，把人埋在被堆裏，享受一晚柔軟溫暖的感覺。那時的我並不知道世上還有“席夢思”之類的軟牀墊，也不知道還有其它材質的鬆軟棉被，只是在心裏默默期盼：有一天母親的身下也能如此柔軟溫暖，不再受冷挨凍。

十七歲那年我參軍入伍，有了一套屬於自己的嶄新“鋪蓋”，同時也將“鋪蓋”與自己的命運更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嚴格地說，剛參軍時我還只有一牀被子，“有蓋無鋪”，不算是完整的“鋪蓋”。因爲當時部隊生活條件還比較差，新兵入伍時只發了被子和牀單，褥墊則要等到老兵退伍後纔會倒下來。因此，從入伍到老兵退伍的兩個多月時間裏，我們新兵晚上睡覺時，只有一條軍被裹身，單層的牀單下面，是光溜溜、硬梆梆的牀板。部隊所在的閩南山區雖然冬天不會下雪，但凌晨氣溫也能達到零度上下，水裏會結一層薄冰。所幸我們新兵年青力壯，火氣旺盛，加上白天訓練勞累，晚上即使裹着單層被子，也一樣睡得又香又甜，往往一覺睡到起牀號響。從當兵時起，被褥便是部隊內務整理的重要對象，每天起牀後，被子都要疊得方方正正，如刀切過的豆腐一般；牀單和褥子則用圖釘繃在牀板上，容不得一絲皺褶。從此，伴隨我的“鋪蓋”不再是“鋪蓋卷”，而成了“豆腐塊”。時至今日，我雖然已離開部隊二十多年，但仍然保持從軍時的習慣，每天起牀後，將被子疊得整整齊齊，把牀鋪整理得清清爽爽。

在軍隊生活，被子不僅是生活品，更是戰備物品，經常需要隨身攜帶。因此，打揹包便是一門必練課目。我剛入伍時最怵夜間打揹包，因爲不僅時間緊急，而且周圍沒有一絲光亮，雙手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操作，全憑感覺，技術不精很難把揹包打好。爲了檢驗新戰士打揹包的質量，連隊集合完畢後，往往都要跑步前進，沒有打結實的揹包，一會兒就會被抖散。爲保證夜間打好揹包，白天一有時間，我和新戰友一起將雙眼蒙上毛巾，苦練黑暗中打揹包的本領。經過若干次的訓練，夜間打揹包便成了小菜一碟，不管啥時聽到命令，我都能不慌不忙，做到又快又好。那時我們連隊，從聽到緊急集合號到全連集合完畢，不會超過三分鐘；即使加上打揹包的時間，也不會超過五分鐘。可謂兵貴神速。

軍旅生涯中，“鋪蓋”也與軍人一樣，隨時接受各種突發情況的考驗。記得有一次連隊參加野營拉練，晚上在收割後的稻田裏觀看電影《創業》，揹包就當凳子坐。電影看到一半時，突然暴雨如注，下個不停，稻田裏的水在一寸寸地上升，揹包被淹得越來越深。此時，電影照常放映，坐在前排的連長、指導員穩如泰山，全連隊伍紋絲不動，沒有一個人起身，全然不顧身上的衣服被溼透，任憑揹包浸在十多釐米的積水中。當時部隊拉練有個習慣，打揹包時被子外面都裹上雨衣，避免弄髒被子。由於捆紮緊密，我和多數幹部戰士一樣，被子雖然浸在水裏，卻基本上沒有溼到，大大出乎我們的意料。事後排長說，誰的被子如果溼了，說明打揹包的技術還不到家，怪不得別人，只能加倍苦練。通過這件事，我對部隊鐵一般的紀律有了更深刻的悟解。

從蓋上軍被的那一天起，我就下定決心，爲母親做一套“裏外三新”的被褥，讓母親有一套厚實溫暖的“鋪蓋”。參軍第一年，每月津貼費只有六元錢，我只用不到兩元購買肥皂、牙膏等生活必需品，年底把節省的五十元錢全部寄給母親，寫信讓母親自己買點愛吃的東西，爲自己做一牀新的被褥。三年後第一次探親時，我發現幾年來寄的錢母親不但一分未花，還用養雞賣蛋的錢爲我置辦了許多白色被單，以備我結婚時使用。母親告訴我，無論將來我結婚做什麼花色的被褥，白色的被裏、褥裏總是用得着的。一輩子生活在農村的母親自然無法知道，被子可以用一件被套代替被裏、被面；被裏也可以有多種顏色。第二次探親時，已經提幹的我發現母親蓋的還是那套破舊被褥，便問母親爲什麼不爲自己做一牀新被子，花不了多少錢，兒子完全能夠承擔。母親笑着告訴我，你父親去世後留下的被子還能用，你參軍後留下的被子也還在，沒有必要再做新的。

痛心的是，母親並沒有看到我成家。就在第二次探親歸隊後第十天，我接到家中電報：母親病危！儘管探親剛回部隊不久，部隊領導還是立即準了我的假，讓我回家看望病重的母親。當時由於交通、通訊都不便，等我帶着爲母親購買的軍被，坐了三天三夜火車趕回家時，母親她老人家已經入土！母親得的是胃癌，她以巨大的毅力忍着疼痛，瞞着我和二哥，直到實在支撐不住了，才被送到醫院，兩天後便溘然長逝。我掃視熟悉的屋內：炕頭上，那套摞滿補丁的舊被褥仍在，似乎還帶着母親的體溫；櫃子裏面，那些白布靜靜地疊放着，整整齊齊。我寄給母親的錢，母親包在一個手帕裏，讓二哥轉交給我。我從櫃子中取出一塊白布縫做孝衣，穿着跪倒在母親的墳前。

我從記事起，從來沒有看過母親用過新的“鋪蓋”，哪怕是一次。我曾想，母親如果一生用過一次新的被褥，那隻能是她與父親結婚的時候。我曾不止一次地祝願，遠在天堂的母親能有一套新的被褥，新面、新裏、新棉絮，又厚又軟，不再單薄，不再涼硬，不再摞滿補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