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隨筆：新年搶紅包

根據網絡最新公佈的大數據，在2017年雞年除夕之夜，共計放送各類紅包142億個，這些形形式式的紅包中，既包括象馬雲、雷軍等商界、企業大佬，動則一發數億的回饋包，也包括普通百姓發的十塊、五塊的取樂包。關於紅包，今年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許多的身邊人，爲了等待除夕馬雲的支付寶紅包，在節前一個多月就開始收集“福”字，那時我還在工地忙碌，有幾個工地總包的年輕工程師，在工地找不到“福”字，就讓我用毛筆給他們寫，並且特意關照讓我用不同字體多寫幾個，然後他們來用手機掃描，收集“福”字。臨近放假的這幾天，還總看見他們在交流、互換，說已經收集到了幾個“福”了，有什麼“萬能福”、“敬業福”等。到了家，同樣也看到家庭中的一些後輩年輕人，也在玩這個，那叫一個不亦樂呼。

紅包這個概念在我的記憶中形成，還的從小時候說起。記得自從懂事起，每到春節，奶奶總會用一紅紙，包二毛錢給我，說是“壓歲錢”。這個錢是我春節的時候可以自由支配的。年初一會早早的跑到老家小鎮大木橋下的商店裏買一掛鞭炮，小心地拆開，一個一個慢慢放。記憶中小時候收到的最大的紅包，是我大姐出嫁的那年，當時我六歲，我大姐大姐夫初一來家拜年，給我的紅包，我拆開一看是一張嶄新的五塊，嚇我一跳，趕緊老老實實交給母親。母親稱讚我懂事，獎勵我兩毛，高興了好幾天。現在大姐夫老了，過年過節我們相聚在一起，我還常常與老姐夫開玩笑提起這事情。

六十年代在宜興丁山窯場上，象我們這些陶工的家庭，還都很清貧，父母每月二三十元工資，一般家庭都有四五個孩子，多的七八個也常見。象我們家到我已經是老七了，孩子多，生活就很拮据，過年哪還有多餘的錢給付壓歲錢。奶奶特別的疼我，又是家中老麼，什麼事情好象都是我佔光。雖然那時奶奶每月也只有十二元退休金，但年年會給我幾毛錢的壓歲錢。比我大二歲的.哥哥，及再大一點的姐姐就沒有了。到舅舅及姑姑家拜年，也只有我有壓歲錢。那時我總覺得比其它哥哥姐姐優越，到後來我長大了才知道，是侷限於當時那個物資極度貧困的年代，這種祝福其實是對我們兄弟姐妹共同的祝福，我不過是一個代表而已。

到我給別人包紅包，記得那是我當兵第一次探親，正好是在84年春節，那時侯大姐二姐已經各生兩男孩叫我舅舅，大哥生一男孩二哥生一女孩還都剛剛會走路叫我小叔。大年初一都來給爺爺奶奶拜年，我這個小長輩當然得發個紅包。六個小孩，每人一元，是大年三十晚上母親特意關照的，要我準備好，正好是我當年在部隊時一個月的津貼。一個大家庭，在那時雖然日子過得還是很清貧，但全家近二十個人，感情特別的融洽，尊老愛幼，家風溫煦，讓我感到生活在這個大家庭特別的幸福。

華夏傳統家庭，由於人員的結構，自古小房出長輩。我大姐的孫子已經上大學了，我兒子大學剛畢業參加工作，這些孩子走在一起看上去年齡差不多，輩分卻差了一輩，每年過春節包紅包一直是我過年的最重大任務，從過去的幾十元，到現在的幾百，甚至上千元，紅包同樣見證了時代的進步和發展。現在我們大家庭中同樣和大多數家庭一樣建起了微信羣，活躍其中的當然都是年輕人，平時長輩中就我參加他們的互動，我大哥的孫女在羣中是小寶寶，我被大家稱作老寶寶。反正我從小就一直和外甥侄子一起玩，沒大沒小慣了，和他們一起玩很開心。在微信中發紅包搶紅包就是這一幫孩子教會我的，當然在這中間，發紅包就成爲了我的首肯，還有搶不到的會提出重發或者要私包，我有時會答應，有時侯就裝傻充愣潛水了……

現如今在網絡極度發展的今天，大可不必操心說手機綁架了年輕人，微信讓人玩物喪志。春節期間大家無一例外的在家休假過節，互相之間發個紅包，或者在家庭羣、朋友羣中發個紅包，聯絡一下感情，也可以看作一種娛樂，或許這就是今後一種新的過年形式，又有什麼可以覺得讓人批判的呢？至於搶了紅包、或者搶了大包高興這是人之常情，沒有搶到紅包或者只搶了小包沮喪、不開心也只不過是一種正常反應，很快就會過去，用不着上綱上線去評論；至於有個別人在網上只搶不發，那也只是個別現象，不用太計較……網絡上有人就此撰文說什麼“低層次的人熱衷搶紅包”“高端的人好發紅包”完全是一種臆想，是看不起普通老百姓，是那些所爲的“精英”思想在作梗。我始終認爲，任何一種新生事物的出現，自有它出現的原因，它的成長與衰落也有其自然規律，微信紅包能夠伴隨人們多長時間，到底是帶給人們歡樂還是煩惱，在每一個人心中自有分寸，沒有必要說三道四，或者橫加指責。

文章的結束套用一下過年的問候，祝福所有的網友新年快樂，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