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加繆,一個浪漫傳奇》有感範文1000字大綱

阿爾伯特·加繆，法籍阿爾及利亞人，作為迄今最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為其立傳者無數，讀《加繆，一個浪漫傳奇》有感。相比之下，摻雜了過多個人情感的《加繆，一個浪漫傳奇》或許算不上認識加繆的首選。

不過正因如此，書中塑造的加繆有著學術性傳記所沒有的親切感。作者伊麗莎白·豪斯是加繆的忠實讀者和熱忱的研究者，曾追隨著他的足跡去往法國和阿爾及利亞，探訪過許多與加繆關係密切的人，她對加繆所懷有的不僅僅是崇敬與讚歎，還有如伴侶般的親密感。從這位追隨者的角度出發，讀者看到的加繆既有作為聲名顯赫的作家的過人之處，也有作為一位普通人的複雜性。基於作者本人深厚的學養和真摯強烈的情感，傳記並沒有拘泥於單一線索與簡單記述，加繆的成長、肺結核於他的困擾、事業的起伏、社會環境的變化和作者本人的經歷相互交織，共同推動著加繆人生的程序，將一位性格複雜的抗爭者推至幕前。

作者於書中記敘了加繆不同時期的社會活動。他關心世事且積極參與，甚至眾叛親離也要堅持政治信仰，種種做法讓我深懷敬意。知識分子固然要精於學術，不過躲在象牙塔裡鑽進脫離現實的學術，拋棄社會責任，將手頭的工作當成是精神避難所，似乎都很不妥。雖然現實的複雜性早已讓許多文人疲於應對，寄情山水以抒懷的、另尋一塊園地種薔薇與地丁的大有人在，但是雨果、加繆、聞一多這樣奮起抗爭的人卻也不佔少數。正是他們，迎著巨大的阻力，揹負著創傷，如過客般前行，使正義與變革之火常燃。然而被民眾仰望的文人又常是悲哀的，身不由己地被釘上十字架，做人民的精神領袖，擔當社會的救世主，一番標榜後形勢已然脫離控制，未得滿足的世人又判他為階下囚。那些深受其苦卻始終不忘責任，最終還能找回真我的文人會讓人看到比貨真價實的`學識更寶貴的東西，即堅韌的品格和寬容的胸懷。始終被注視著的加繆經歷過這樣的痛苦，外界的讚譽與批評都曾令他不安，將他逼入絕境。即便如此，加繆還是堅持著一貫的立場和道德標準，關心著民族的未來，從自我懷疑中找到前進的方向，以新的著作和新的自己去挑戰生活。

加繆軟弱天真的一面是讓他陷於困境的原因之一，然而這絕不意味著加繆是個軟弱的人，讀後感《讀《加繆，一個浪漫傳奇》有感》。伊麗莎白將加繆的性格歸結於“沉默克制”，這無疑是精闢的。他始終有意識的保持私密感與獨立性，習慣於一個人去戰鬥，與肺結核（那時候還沒有抗生）、與傷害、與低迷狀態、與曾經的友人，甚至與偽裝的自我。這樣持久而浩大的反抗，沒有冷靜的頭腦與堅毅的內心無法辦到。年輕時加繆的日記就像是寫給自己看的規劃書，裡面幾乎找不到生活細節的蹤跡，就像是他不需要普通的情感交流一樣。他還習慣於用幽默當做“分散注意力的武器和防衛機制”，這讓人們初次見到加繆時感到他雄辯而富有魅力，卻無法接近。我並不覺得加繆超出堅強的防衛是錯誤的，儘管一開始他對此沾沾自喜，之後卻感到厭惡，因為一顆敏感的心或許能從他人身上尋得庇護與溫暖，但一顆敏感又堅強的心瞭解自己的弱點，甘願保持著戒備與現實碰撞，也絕不允許自己被安然地被保護著，淪為纖細易碎的擺設。我相信很多人都理解甚至是感同身受，在冷漠的世界中產生這樣的想法——想要獨自經歷一切，並無過錯。當然，像加繆一樣，把這條路越走越窄、最終被迫做出改變避免毀滅也是大部分人的結果，不由得讓人懷疑，這種生活態度真的可取嗎？西方戰後的哲學種種，也全是優越且適用的，能夠取代所謂的“落後的人生觀”嗎？這又是一個問題了。

在讀本書之前，我曾讀過加繆的《局外人》和《鼠疫》，這兩部小說中有自傳性質的部分帶給我的不解在《加繆，一個浪漫傳奇》中也得到了解答。比如書中寫到了加繆的母親，她愚昧且無助，遭受著無盡的壓迫，耳聾與目不識丁將這個溫順異常的人與世界隔絕，也使她在加繆病情危急時“表現得就像一個擁有正常理智的人對待家人普通的頭痛一樣”，這對加繆日後形成強烈的戒備心和自覺樹立起與他人的“不可逾越的鴻溝”——即便是對待最親密的卡薩雷斯，有著深遠影響。然而加繆卻將最高的讚譽獻給了母親，說她是“唯一需要忠誠對待的物件”，承認自己對母親的愛永遠無法令隔離在方寸世界中的母親明白。這些感情，都被放在《鼠疫》裡曾令我驚訝的裡厄醫生的母親身上。裡厄老太太是個有著清澈的棕色眼睛、充滿善意與慈愛的母親，是唯一一位讓裡厄明顯表露出持久溫情的人，連妻子也未獲此殊榮。就算和奧蘭的其他居民一樣，因鼠疫被禁錮在城中，裡厄老太太卻像是有意被作者與鼠疫隔開，不僅與兒子的關係絲毫未受隨時可能到來的死亡的影響，在照顧鼠疫患者時也表現如常，用幾乎不變的表情將自己安置在屋角里。看得出來，與慈善一起,令年輕患病的加繆一度困惑甚至懷疑母親對自己的愛的沉靜，也被裡厄老太太完整的承接。我不能理解的隔離於世的生活狀態找到了原型，那是令加繆始終以自己的原則進行鬥爭的精神動力，是他於雄辯中時常陷入沉默的原因。母親對加繆的影響之巨大，由此可見一斑。

據說加繆在美國的影響力一度遠超他在法國本土的，更有將閱讀《鼠疫》視為理所因當的醫科學生。不論加繆的影響力如何改變，法、美、英等國家的文化氛圍始終濃郁，伊麗莎白無意中的描寫讓人感受到這種中西差距。或許我們曾在上個世紀前葉短暫地有過具有普遍性的文化氛圍，那種知識精英與知識群眾共同創造一齊享有的文化氛圍，然而卻夭折了。如今我們看似有著廣博的包容性，好像是在博採眾長，卻改變不了始終原地躊躇著的事實,當然也有夢想憑著幾個”加繆”拿下諾貝爾文學獎，從此證明了民族文化復興的人，他們是否還盼著“加繆”充當文化大局的弄潮兒我就不得而知了。難保讀了這本書，發現加繆不過是個常人，破碎了一顆枕於黃粱邊上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