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諾貝爾的一段緣分抒情散文
這些天讀到網上那麼多有關諾貝爾獎的貼以及微信羣裏有關諾貝爾獎的討論，讓我想起了自己過去的一些經歷，也算是我和諾貝爾的一段緣分吧……
從波恩大學醫學院畢業後，我在瑞士伯爾尼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工作了好多年，期間也曾經在奧地利的格拉茨大學呆過一段時間。在伯爾尼，我從開始起就遵循自己的“既定方針”，堅持學習瑞士方言，堅持用方言和當地人直接交流接觸，使我有機會更深刻地瞭解那裏的社會習慣。在牛津，我聽取了英國同事的勸導，每天下班後到附近的一個“學生酒吧”去，跟一些陌生的年輕人喝酒聊天，鍛鍊自己的英語口語水平。説來也巧，我去過的這些國家都屬於日耳曼語系的國度，為了更深刻地瞭解這些語言，我還專門到伯爾尼大學的日耳曼語言學系去旁聽過一些有關語音學以及日耳曼語言變遷的課程，也通過自己對標準德語，瑞士方言（阿勒曼尼語），奧地利方言和英語的直接對比，切身地體會到“日耳曼語音變”的真正涵義和歷史上日耳曼語言的變遷，也使我對流行在南萊茵河區的阿勒曼尼語和流行在北萊茵河區的低地德語、荷蘭語和斯堪的納維亞語言有了一些初步認識。除了對地方語言的好奇，我更熱衷於融入社會，關心當地的生活和文化習慣。這些年，我已經親身經歷了瑞士山民的堅強和固執，瑞士法語區的葡萄酒和奶酪文化以及英國牛津的學生酒吧傳統。
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一天，我收到了瑞士國家科學基金會的通知，學術評委會決定向我頒發“瑞士優秀青年自然科學獎學金”，資助我到瑞典繼續科研工作。於是，我又一次搬家，開始了北上深造的旅程。這次“北伐”，也是我瞭解瑞典和斯堪的納維亞文化傳統的一個好時光，更讓我有機會去學習屬於北日耳曼語系的瑞典語……
説到我和諾貝爾的緣分，我去的那個研究所的全名是：瑞典皇家卡羅琳斯卡醫學院諾貝爾神經生理研究所。在這之前，我一直以為，卡羅琳斯卡醫學院是頒發諾貝爾醫學獎的學府，所以那裏的研究所稱為“諾貝爾ＸＸ研究所”應該是名正言順。到了醫學院以後我才發現，那裏眾多的研究所裏只有兩個“諾貝爾研究所”。過了一段時間，我才慢慢地瞭解到，雖然卡羅琳斯卡醫學院頒發諾貝爾醫學獎，但只有為數很少的本院在職科學家得過此獎，所以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當一位卡羅琳斯卡醫學院在職的研究所所長得了諾貝爾醫學獎後，他的研究所將改稱為“諾貝爾ＸＸ研究所”。我們所的老所長是著名的神經生理家格拉尼特（Ragnar Granit），他在1967年得了諾貝爾醫學獎，是屆時卡羅琳斯卡醫學院的第二位得獎者，所以他領導的神經生理研究所被改稱為諾貝爾神經生理研究所。
斯德哥爾摩是瑞典的首都，也素有“北方威尼斯”之美名。到了那裏以後我才慢慢地體驗到，斯德哥爾摩是一座分佈在14座島嶼和一個半島上，由70多座橋樑連接起來的波羅的海上的水城，這裏既有充滿典雅、古香古色的風貌又有遍及現代化城市的繁榮，更有金碧輝煌的宮殿，氣勢非凡、綠色尖頂的大教堂和高聳入雲的尖塔，而斯德哥爾摩老城裏的那些狹窄的背街小巷和古老建築物的風格又顯示出中世紀維京人特有的街市風采。身臨其境，我處處感受到那些在陸海空中競相往來的汽車、自行車，輪船、飛艇，飛機、魚鷹、海鷗給這座北方水城帶來的無限活力，更能領會那蒼翠的樹木與粼粼的波光交相映襯給人帶來的如煙似夢的神奇感覺。
記得那時我跟一個瑞典同事開玩笑地説過：“你們瑞典人很像向日葵”。生活在位於北緯59度的斯德哥爾摩，你確實會深感陽光的絕對權威和魅力。仲夏之際，臨晨3點天已見亮，而太陽要到深夜0點左右才從容吻別地平線，可謂：“白日悠悠，夜不見黑”；寒冬季節，特別是聖誕節前的斯德哥爾摩，太陽總是姍姍來遲，只有在上午10時至下午3時之間才有斜射的太陽光臨，可謂：“長夜漫漫，暗無天日”。在那裏，我隨時隨地都能感到這些地處北方的瑞典人如何格外珍視陽光，以致珍惜每一絲光線。夏天時間，只要一有機會，瑞典的本地人就會坐在室外的草坪上，像一朵向日葵一樣，仰面朝天，閉上眼睛，去享受一絲絲陽光的温柔撫摸；冬天時間，各種建築物的窗户裏都是燈光明亮，加上充斥着整個城市的燈火蠟燭和聖誕裝飾以及來往車輛的燈光，給人一種特有的、似乎可以幫助人們化解心中寒冬孤苦的温馨暖意。
到達斯德哥爾摩以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那裏的成年大學瑞典語班報名。於是，每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7-9點，我和一些不相識的、不同年齡的外國移民一起上瑞典語初級班。我們的老師叫珍妮，是一位２０歲剛出頭的大學生，她本人很熱情，講課也十分生動。上了幾個星期課以後，她帶着我們逛街，去菜市場，也和我們一起去酒吧喝酒，讓我們有機會作口語練習。有一次珍妮審批了我們的回家作業後問我：以前是不是學過瑞典語？她接着解釋説，我以為你和其他同學不一樣，語言感很好，有些語法我們還沒有講過，你好像已經運用了，所以這麼問。我就向她簡單地解釋了我以前在其它日耳曼語的經歷，我以為瑞典語的一些語法規則和德語有很多類似處，所以就這麼“自由發揮”了。讀完初級班以後，我就興高采烈地到城裏的書店裏買了兩本原版的《長襪子皮皮》（瑞典語：Pippi Lngstrump）和《騎鵝歷險記》（瑞典語：Nils Holgerssons underbara resa genom Sverige），然後捧着瑞典德語詞典將這兩本書讀完，也算是我繼續自學瑞典語的課程吧。
我們研究所的很多博士和博士後都來自世界各地，所以平時科學交流的語言是英語。但那些實驗室的技術員，工場的技工和清潔工一般都是瑞典人，所以我從開始起就繼續遵循自己的“既定方針”，堅持用瑞典語和當地人直接交流接觸。我告訴他們，他們不用照顧我，不用故意放慢速度，該怎麼説就怎麼説話，如果有什麼聽不懂的或者説不出來的，我可以問，也可以用英語回答。他們聽了都很高興，所以平時有時間他們總願意找我聊天。反正這些年走南闖北，我都是這麼做的，我以為這不僅僅是一個語言問題，最主要是一種感情問題，願意用當地語言與別人交流，本身就是對別人的一種尊重，也是一種友好和親切的表示，這樣才能真正接觸別人，懂得別人，學會他們的文化傳統……
瑞典是一個十分講究開明和公民平等的國度，也特別強調國家機構的透明度。到了研究所我才發現了這種透明度的效應，首先每個工作人員都是平等的，每天下午大家坐在一起喝咖啡，從所長到清潔工，不分卑賤，進來以後就地坐在桌邊。最使我驚訝的是，當所長不在的時候，他的辦公室總是敞開的，每個工作人員都可以自由進出，翻閲他書架上的書，只要留下借條，可以隨時將此書借回家裏……真有一點像我們小時候十分嚮往的“共產主義”的氣氛。
當然，對這一切我還是感到很不習慣，一時適應不過來，不敢輕舉妄動。有一天，所長不在，一位年長的同事看到我動作拘束，就主動幫助我。他帶我走進所長的辦公室，告訴我：進門的右牆邊的書架上放的雖是所長私人珍藏的書刊和文獻，但我們可以自由閲讀；進門前方的書桌上放的都是所長的私人信件，我們不能亂動等等，給我細細地講解了很多注意事項。最後，他指着書桌旁邊的一個有點像金屬製成的抽屜櫃，莊重地告訴我：這是所長的絕密保險箱，裏面放着有關當年諾貝爾獎被提名者以及所長為此收集的所有資料。那是我們的絕對禁區！！
這次經歷以後，我發現除了他找人開會、談話，或者打電話，所長辦公室的門確實總是敞開着。我又發現，每星期六上午９點到下午１點他都準時來到辦公室，然後一反常規地將門關上。所裏的工作人員都知道，這段時間是“神聖”的，沒有“人命關天”的大事絕對不允許打擾，所長在這段沒有日常煩事、沒有電話和旁人干擾的時間審閲一些有關諾貝爾獎被提名者的資料。
上世紀９０年代初，我們還沒有四通八達的互聯網，要讀文獻就必須走進圖書館閲讀，至少要到圖書館複印那些文獻。當然，所長也需要閲讀有關諾貝爾獎被提名者的一些原始文獻，為了保密起見，和諾貝爾獎有關的文件複印都必須由諾貝爾評選委員會祕書處進行。有一個星期一早上，所長把我叫到他的辦公室，説他的祕書今天病了，我能不能幫他跑一趟。然後他將一個密封的信封交給我（裏面立出了他想複印的'文獻），要我將它交給諾貝爾評選委員會祕書處的Ａ女士，並一再強調：一定要帶回Ａ女士簽過字的收據。到了那裏，那位Ａ女士接收了那個信封以後，首先檢查了它的完整無缺，然後在收據上籤了字。最後，她又從身後的書架上拿下一個厚厚的、密封的Ａ４信封（裏面裝着以前複印的文獻），要我在一張接收表格上籤了字以後，將其交給我。回到所裏以後，我將這個厚厚的信封交給了所長，檢查了它的完整無缺以後，他在一個接收表格上填了日期和時間，我們各自簽了字，然後他將這個厚厚的信封放進了保險箱裏，這樣我的差事算完成了！
經過前一段瑞典語的學習，我覺得自己有一些閲讀能力了，就想實現自己的一個願望：讀一下諾貝爾遺囑的原文。我讀原文的本意是想知道，諾貝爾為什麼要設立諾貝爾獎，他對此獎有什麼特別規定？初次讀了原文以後，我感到很多疑惑，怕自己沒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所以反覆地讀了幾遍，又參照了英文版和德文版的翻譯，可是翻來覆去都是一個意思：“……請將我的財產變做基金，每年用這個基金的利息作為獎金，獎勵那些在前一年為人類做出卓越貢獻的人……”。看來看去，諾貝爾想設置的是一年一度的“科學奧斯卡獎”，去獎勵前一年的科研成果；還有使我疑惑的問題是，諾貝爾在他的遺囑里根本沒有提到“每年有多少人可以得一個獎”，也沒有提到“只有活着的人才能得獎”……
我們這些卡羅琳斯卡醫學院的工作人員都知道，在所裏或學院裏不允許交談或評論有關諾貝爾醫學獎的事宜，更不允許向評選委員會和諾貝爾全體會議的成員打聽有關授獎的事宜。更有甚者，評選委員會和諾貝爾全體會議的成員非在規定的開會場合，不允許私下討論授獎的事宜或者交換對被提名者的意見。也就是説，每個成員只能憑着自己的良心和判斷力來評價那些被提名者。我們研究所所長是格里納教授（Sten Grillner），他是一位世界著名的神經生理家，我在所裏工作的那段時間他先是諾貝爾醫學獎評選委員會的副主席，然後是主席。那時我有些猶豫，不知帶着這些問題向他請教是不是屬於“犯規”的範疇。
有一次我們聊天時，我將自己對諾貝爾遺囑的理解以及那些疑惑告訴了他，不知他能不能給我一個解釋。他笑着對我説：“沒問題！你提的都是有關５０多年前的問題，所以超過了“保密限期”，而且也都是些公開的祕密”。他告訴我：諾貝爾是一位實業家，所以他所説的“為人類做出卓越貢獻”，原意是一種看得見、摸得着的貢獻，不是“紙上談兵”的理論。在上世紀初，諾貝爾醫學獎評選委員會在“具體實施”諾貝爾遺囑時，就碰到了一些具體問題，其中包括獲獎者人數限制，如何對待死去的學者，最關鍵的是如何對待那些戰略性的、“紙上談兵”的重要理論，包括那時還無法證明的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經過多年的爭論和探討，也徵求了諾貝爾親屬的意見，最後全體會議以高於四分之三的多數票決定修改“諾貝爾醫學獎評選章程”，對以上的這些問題作了新的、更具體的規定。在此以後，這個章程除了對諾貝爾醫學獎獲得者在宣獎前以及頒獎前死亡者如何處理方面作了適當修整以外，沒有什麼改變。
到了瑞典皇家卡羅琳斯卡醫學院工作以後，你無時無刻都會感受到諾貝爾獎的光耀，有的時候你甚至會感到自己也得到一點餘光。以前我在伯爾尼大學，即便在牛津大學工作的時候，要與那些世界著名的學者交流或者請他們來演講，比登天還難，像我這樣年輕的“無名小將”就更沒戲了，吃“閉門羹”那是家常便飯。可是到了斯德哥爾摩以後就不一樣了，那些如雷貫耳、原本重金難請的世界學術權威，現在會毛遂自薦、甚至自己掏錢到卡羅琳斯卡學院為我們演講。更有甚者，有些世界著名的學府和一些學術權威會自告奮勇地向我們提出合作項目並願意擔負所需資金，所以在卡羅琳斯卡學院工作的兩年中，我認識了很多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和他們一起喝過酒，聊過天；也曾經帶他們以及他們全家參觀斯德哥爾摩；也和他們的研究所有過一些合作。
當然，和這些“世界學術權威”的交往，大多屬於“禮尚往來”，沒有什麼深交可談，更不能談到“推心置腹”了。儘管如此，我還是有一些機會和他們平等地交談，有時酒喝多了，他們也會説幾句心裏話。總之，這些交往使我深深地體會到他們的虛榮心，也加深了自己對他們這種心情的理解。仔細想想，他們也是人，人怎麼能沒有私心呢？只要大家都能遵守科學界的基本法規，為己奮鬥也無可非議。反過來説，想想我自己，有時也為自己尚存的“狐假虎威”之念而自感慚愧。
在這些未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中，有一位比較年輕的，我可以稱他為朋友。離開斯德哥爾摩到了哥廷根以後，我們還繼續合作，甚至在《自然》和其它一流雜誌上共同發表過一些文章。他在我的面前發過很多牢騷，也跟我談過他的一些願望。有一次他的小兒子中學畢業後，不知何去何從，又不願意到自己父親的實驗室去實習，他就給我打電話，讓他兒子在我的實驗室當見習生。記得他得了諾貝爾獎以後，我第一時間給他發去了祝賀的電郵：祝賀你終於如願以償！他回答説：謝謝你的祝賀！是的，現在可以去幹一些自己想幹的事了！
卡羅琳斯卡醫學院有個很有意思的老規矩，就是諾貝爾醫學獎的獲得者不僅要做一個公開的學術演講，還必須在諾貝爾獎頒發儀式前一天晚上參加醫學院的研究生和青年學者舉辦的啤酒派對，他們有義務跟年輕人喝酒聊天。記得1994年的得獎者是美國的Gilman和Rodbell，我也參加了那次啤酒派對。在卡羅琳斯卡醫學院，諾貝爾基金會辦得活動都很吸引人，不僅僅因為活動的內容，更因為他們供吃更供喝，所以那天來的人很多，大家穿着很隨便，有些人山人海的感覺。我也手拿一杯啤酒跟他們喝酒聊天，談得海闊天空，我記憶最深的是有一個學生問Gilman：“怎麼才能獲得諾貝爾獎，有沒有什麼竅門？”Gilmann聽了以後大笑起來：“如果你要為獲得諾貝爾獎而搞科研，那你還不如去mai彩票，因為獲彩票頭獎的機率要比獲諾貝爾獎多得多！所以你只能憑着個人興趣去搞科研，至於誰才能獲得諾貝爾獎？”他抬起頭來望天上看：“那只有上帝才知道！”這也許就是西方人對“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一種解釋吧！
談起我和諾貝爾的緣分，也不都是與諾貝爾獎有關的，更重要的是我從那些生活在諾貝爾故鄉的人身上，學到了熱愛自然，學到了遇事從容不迫……
斯德哥爾摩羣島是波羅的海上的一個大型羣島，它由斯德哥爾摩向東伸延約60公里，與芬蘭奧蘭島相鄰，整個羣島約有2萬4千個島嶼與小島組成，以前羣島上的居民大部分是漁民，現今的斯德哥爾摩羣島已是市區居民週末和夏季度假勝地 。記得1994年仲夏，一個叫馬丁的瑞典朋友約我和一個西班牙同事到他家在一個小島上的度假屋去度週末，於是他開着快艇在這星羅棋佈的島嶼中快速穿行，放眼望去藍天白雲，各島上都是草木葱蘢、鳥鳴啁啾，綠樹叢葉中掩映着一棟棟色彩鮮明的北歐小木屋，岸邊停靠着一條條帆船，更有許多划艇帆船穿梭島間。停泊在馬丁的那個小島，“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腳踏青草，草間還有白白的雛菊，微風陣陣，送來灌木裏野薔薇的香甜氣息，我深信陶淵明《桃花源記》中的世外桃源也不過如此而已。
波羅地海的鯡魚是瑞典常見的食品，在平常時間釣鯡魚是瑞典人一件令人非常開心的事，而仲夏期間正是成羣鯡魚遊過斯德哥爾摩羣島水域的季節，於是馬丁帶我們到一個旁人不知、神祕的鯡魚必經之道去“撈魚”。我們把小船慢慢地劃到離岸不遠的水域靜靜地等了一會兒，突然間成千上萬條鯡魚成羣結隊、前擁後擠地遊了過來，浩浩淼淼碧藍的水面在温暖的陽光下忽然間銀白閃光、耀人眼目，於是我們用事先準備好的洗菜籃子“竹籃打漁”，滿籃滿籃地往船裏撈魚，場面之壯觀可想而知，因為我們幾個人一下子也吃不下那麼多，所以很快見好就收、滿載而歸。到了他的小屋，我們吃着野火燒烤的新鮮小鯡魚，手拿酒杯，開懷痛飲，高談闊論，最後飯飽酒足，其樂非凡。吃完飯後，馬丁帶我們在小島上慢慢地擇景散步，一路上我們又談到著名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在中國方言和語言史領域開創性的研究工作，想到一個瑞典的語言學家能利用現代實驗語音學方法和結構主義分析法，集中國傳統音韻學與西方語言學方法之大成，開創了現代中國音韻學研究，使我對他佩服得五體投地。
徒步一個多小時後，已經是凌晨時間，馬丁帶我們走到了他們家自建在海邊的桑拿房，於是我們脱衣衫走進了桑拿室，在熱爐上巖石已被燒烤好久，其温度差不多80℃以上，等我們拿着浴巾在木板凳上坐穩，馬丁就用小勺適量地往滾燙的巖石上潑水，突然間衝擊性的蒸汽充滿小屋，那蒸汽炎熱得使你喘不過氣來，這桑拿房雖然在海邊裝有落地窗户，但此時你沒有任何心思觀看外景，你只感到頭顱發熱、大腦空虛，任何思想雜念都雲消霧散不復存在，好像天底下只有蒸汽，高温和你，你唯一能做的是集中精力去呼吸，本能地在那炎熱的空氣中去尋找那人命關天的氧氣，尋找你微不足道的生存……
差不多十幾分鍾後馬丁把門打開，我們跟着他帶着赤裸的身子往外跑，在這炎熱之後一頭跳進波羅地海，突然全身大冷，頓時奔波緊張的疲勞消失了，全身心覺得舒坦、愜意暢快。這時我才開始觀察四周，開始在那漸進日落斜射的太陽光下慢慢體會這一刻的靜謐，看着浩淼的海面和橘紅的地平線，波光粼粼、濤聲温柔，感歎不已，只借杜甫詩句而抒情：“此景只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睹”。於是工作、社會好像都遠在天涯，平日的忙碌和喧囂也如煙似夢，只有這茫茫的大海，温柔的陽光和裸露的軀體才是真實的人生。這時馬丁説了一段特別簡單但也很有哲理的話：“我們都是這麼光溜溜地從上帝那兒來，終有一天也將這麼赤裸裸地回到上帝那兒去，看看我們這裸露的軀體連個口袋也沒有，金錢、名譽和權勢能往哪兒擱，又有何用？”。此刻似夢非夢，卻自然真實，我想人間仙境也不過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