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詩人的修煉故事
詩人的修養是人與才的交響。更具體地講,詩人應該有兩個方面的基本修養:一個是人格精神,一個是藝術功力。
【古代詩人的修煉故事】
當歷史還沒有被後人“一刀兩半”地分成“歷史”和“傳說”的時候，“修煉”是人生活內容中的一部份，不象現代人理解的是一個“附加”的概念。隨着人類和神的距離越來越大，思想逐漸對神排斥的時候，“修煉”才從人日常生活的內容中游離出來。
然而，在歷史的長河中，修煉的傳統卻一直沒有間斷過。對那些走進深山老林、廟宇道觀的，人們大都不知道他們的存在，不論這樣的人有多少，人們也大多不相信他們的存在了;事實上，就是留在常人中修煉的人也還有很多的，所謂“小隱山野，大隱朝市”吧，現在能看到的還只是當時有社會地位而又在歷史上留下過充分文字記載的人。至於無數當時沒有社會地位或者沒有留下文字記載的，就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了。
現代研究歷史人物的研究者，一般都把眼睛盯着自己熟知的那個領域，很難掉換一個角度去看問題，因此給人一個“平面的”形象，把人“看扁了”。我們只要稍微掉換一下角度去看一看，就會發現歷史上很多著名的詩人、文學家都是當時的修煉人。
老站在一個山頭上看一片風景就會不全面，爬到另一個山頭上再看同一片風景，所得印象可能就與前大有不同了。我們在這個系列將向讀者介紹中國歷史上一些著名的詩人和文學家，他們同時也是修煉人。讓我們一起在從另一座山頭上來看看。
白居易
白居易(公元772-846)，字樂天，是緊接盛唐以後有名的大詩人。他的詩語言通俗、明白流暢，在風格上自成一體(世稱“元白體”)。他積極倡導新樂府運動，主張“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強調繼承《詩經》“風雅比興”的傳統。《與元九書》爲其詩論綱領，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文獻。他長於各種詩體，特別是敘事長詩，其中《長恨歌》和《琵琶行》是其代表作，而《長恨歌》則被詩評家譽爲千古絕唱。
不象韓愈、杜甫和其他一些大詩人那樣，死後才受到後人的特別推崇，白居易在生時便詩名顯赫，受到舉國上下、甚至國外的崇拜，而且其影響在歷史上經久不衰。在他盛名的二十年時間中，各地寺廟道觀、郵亭等處的牆壁上都能看到他的詩。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野老牧童，不分男女老幼，甚至不識字的老太太，都是他詩歌的忠實欣賞者和積極的傳播者。當時傳抄他的詩拿去賣錢或者換酒、換茶喝的人到處都是;能夠唱誦“長恨歌”的歌妓會擡高身價，自覺與衆不同;甚至外國的宰相也託來朝的商人以百金一篇的奇價購買他的詩作。
白居易一生寫過的“諷諭詩”比別的詩人都多，充分顯示出他關心勞動人民疾苦、同情貧窮受難者的善良本性(最有名的比如《賣炭翁》、《觀刈麥》以及《繚綾》等等)，使人至今讀起來還能深切地感到作者善心的巨大感化力量。特別難能可貴的是，在關心和同情窮苦人的同時，他還往往能反躬自問，把自己的優裕生活看作值得羞愧的事情。比如看到飢餓的婦女抱著小孩，在麥地上撿拾別人收麥時掉下的一顆顆麥粒來充飢，他便聯想到自己“不事農桑”還拿“三百石”俸祿，而感到深深的“自愧”(見《觀刈麥》)。
他的善念逐漸使他完全走上了修佛的道路。特別是在晚年，他自號“香山居士”，成爲一個不入廟的修煉者。修佛使他明白了人世間的一切都是有因果關係的，因此在遇到生活中的磨難時(他曾貶官到江州作司馬)，就不會象常人一樣地過份憂愁和煩惱。而且他對名利也逐漸地放淡，告誡世人不可過份追求，否則自招災禍，還語重心長地告訴世人，許多人的痛苦都是自己的言行招來的[1]。由於放淡了名利，看透了人生的真相，因此他在修煉中進步很快，並修出了比較強的“宿命通”功能。
盛唐前後，許多朝廷命官和文人都修佛，其中一些人也都知道自己的前世。白居易曾在一首詩中說，“據說房太尉前世是個修佛的和尚，而王右丞(即大詩人王維)前生是一個畫家;我也打坐入定，用宿命通看自己的往世，結果發現我原來的好多世中都一直與詩歌有著不解之緣”[2]。他在這裏告訴我們，原來他的詩歌天才是在許多世中不斷地積累起來的。這一說法爲“天才”找到了最自然的解釋，並且也被當今西方“輪迴轉世”的科學研究所證實。比如一個幾歲的小孩能夠不學自會地開機動船，顯出非凡的“天賦”，但研究發現，他前世是一個機動船的船長，有著幾十年的駕船經驗。
白居易不但修出了比較強的宿命通，他在修煉中的體悟似乎也比一般人高。他在“讀禪經”中寫道，“須知諸相皆非相，若住無餘卻有餘。言下忘言一時了，夢中說夢兩重虛。空花豈得兼求果，陽焰如何更覓魚。攝動是禪禪是動，不禪不動即如如。”
詩無大詁，禪無定說。這首禪詩的境界還是讓讀者自己去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吧。
王維
王維(公元700─761)，字摩詰，盛唐大詩人、大畫家兼音樂家。他的詩體物精微，狀寫傳神，清新脫俗，藝術上極見功力，風格上獨成一家。他長於各種詩體，善寫多種體裁。他和李欣、高適、岑參以及王昌齡一起合稱王李高岑，是邊塞詩的代表人物;他和孟浩然合稱王孟，又是田園詩的代表人物。邊塞詩中的傑作多爲七言古詩，而田園詩中的精品多爲五言律詩。至於“禪詩”，他更是古今獨步，所以又被稱爲“詩佛”。王維廣爲流傳的佳作有許多是五絕：短短二十個字，說出了千百年來人們總也說不盡的思緒、情懷和哲理。其中比較有名的有《鹿柴》、《竹裏館》、《山中》、《相思》以及《雜詩(其二)》等等。他精於繪畫，善寫破墨山水及松石，亦擅人物、肖像、叢竹等。其筆力雄壯，率先使用皴法和渲暈的技巧，佈置重深，尤工平遠之景，被後人推爲“南宗”之祖，又被尊爲文人畫之第一人。曾繪《輞川圖》，山谷鬱郁盤盤，雲水飛動。北宋蘇軾稱他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王維早年喪父，母親是虔誠的佛教居士，這對他後來一生吃齋修佛影響極大。他生活中的坎坷則從另一面對他看淡人生、堅定佛心起到了促進作用：他21歲時舉進士，作大樂丞，因戲子們跳黃獅子舞獲罪而牽連到他，把他貶爲濟州司倉參軍;安史之亂時他被安祿山拘囚，被迫接受僞職，亂平之後又因此下獄;一年後肅宗無罪釋放他，此後幾年中一路遷升到尚書右丞的大官，不過那時已在暮年，早已看淡紅塵了。
他一生中有許多時候是在隱居中度過的。他在十八歲前就曾隱居。公元729年隱居淇上，後移到嵩山隱居，並且是解官歸隱，直到公元734年，官授右拾遺;公元741-745年，他又隱居於終南山;到公元748年，他買下宋之問藍田輞川別墅，便一直過着亦官亦隱的生活，直到公元756年爲安祿山所拘。根據他的詩，他在四十歲左右就已經有修道心了。在晚年時他主要住在城裏，家中經常養着十幾個僧人，交流修佛心得;退朝回來就焚香獨坐，潛心修禪。
隱居中他經常登山拜寺、求道問禪，對隱居山林十分想往。有時沿着羊腸險道，曲折盤旋地向上攀登，奇峯指天、頭上怪石搖搖欲墜;瀑布鳴泉吼聲如雷、噴涌而出;與山中禪師同行會碰到撿栗子的猴子，回家時與鬆間築巢的仙鶴打個照面;走過的小橋是將就倒下的大樹架成的，住處的柵欄就用大樹上垂下的藤蔓隨手拴起來就成了;回得家來，石門一閉，安心打坐，等到下次再開石門一看，門外的青草又長好深了，有時攀到很高的山上，在深深的竹林後面是居住的石洞，晚上萬籟俱寂時聽到遙遠的山泉淙淙的流水;從下面看，這裏已是高入雲霞的地方，而自己現在卻在這裏枕蓆安眠，這真讓人覺得暫時地留宿實在不滿足，而想要從今後永遠駐留此地了。有時游到一些山寺，猛虎會和人友好相處，猴子能學人打作參禪，這時真能讓人感到佛國在眼前而人世變得遙遠而漂渺，並對自己官場生活感到自慚而希望終身在這裏研修佛裏了。
除了上述各種原因促使王維走向禪門以外，人生生老病死的痛苦和折磨也是一種啓發和促進的力量：有時中夜獨坐冥思，想到雙鬢漸白、不復轉青，縱有黃金萬兩也無可奈何，不免悲從中來，終於悟到只有學道，跳出輪迴纔有希望。有時回顧自己好象不久前還是紅光滿面的青年，現在牙壞色衰，一下子白髮就爬上了頭;不僅如此，一生中經歷的傷情往事也都一齊涌上心頭，這種身心的雙重煎熬，除了佛門勤修，又到哪裏去解除得了啊!
有了堅定的道心、精勤的修爲，再回頭看人世就有了不同的世界觀了：人生有病無非是執着愛恨而起，自覺貧窮而生抱怨，那是因爲有了貪慾之心;人在迷中，反倒留戀這貧病交加的人世，對生死流轉、六道輪迴不厭不煩，殊不知人來世間就是動了凡心的原因。人的這些顛倒妄念如毒龍纏縛着自己不能解脫，只有修習禪定才能制伏這些妄念。修道人看破這些理後自然就安貧樂道了。而且隨着心性的提高，與常人的苦樂觀也不同了，常常因爲寂靜中有所悟而高興，這就逐漸和常人有了距離。
王維在自己的詩中還談到一些修煉的具體事情：他喜歡看得道高僧的傳記故事，有時看修煉辟穀的方法;他把手杖頭雕刻成斑鳩的樣子，把烏龜殼用來墊在牀腳底下;沒有事時就在北窗下焚香打坐。隱居山中時，他們一羣人一起來誦禪，與一人打禪又有不同樂趣。在嵩山隱居時，他還有過閉關修煉的經驗。
行惡如磨刀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修善似春園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不知不覺，天長日久，王維已經修到了“眼界無染，心空不迷”的極高境地。修得高了自然要出一些功能，但他自己並不看重。他對於自己在詩畫上的極高成就只是輕描淡寫地解釋道：我多世以來都是詩文的專家，而前一世是個畫家，由於這些老習慣沒有改得掉，所以今生今世又被世人發現了。修煉了一二十年，有此宿命通功能也是不足爲奇的;他的解釋不但合情理，也和現代西方輪迴研究的規律十分吻合。
劉禹錫
劉禹錫(公元772─842)，字夢得，是與白居易同時的唐朝大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通俗清新，精煉含蓄，善用比興手法，多有弦外之音。他以《竹枝詞》、《楊柳枝詞》和《浪淘沙》爲名的三組組詩，富有民歌特色，是唐詩中別開生面之作。他的《烏衣巷》、《石頭城》和《柳枝詞》是傳世的精品，對後世的詩人和詞人很有影響。
劉禹錫一生生活不幸、仕途坎坷。他結婚九年後便喪妻，對他感情上的打擊很大。因參加王叔文集團反對宦官和藩鎮割據勢力，於公元805年從監查御史貶爲朗州司馬;十年後返京，再出爲連州刺史;六年後轉夔州刺史;三年後轉和州刺史;兩年後罷官還京，公元831年出蘇州刺史;835年轉同州刺史;一年後升爲太子賓客，六年後去世。
劉禹錫的修煉道路和他的生活道路一樣地坎坷不平。他開初對佛教的認識比較淺，甚至把它與養生相提並論;他不同意陶淵明拋官不仕的作法，認爲在官場中也可逍遙自在。他是個勤于思考的人，但把思考限制在常人感官所及的範圍，勢必不能看到更高層次的理。因此他在自己的《天論》三篇裏不接受“因果報應”和“天人感應”的理，而自己提出了“天與人交相勝”“還相用”的說法，認爲任何事物都不能“逃乎數而越乎勢”。這實際上反映了他對自己“遠大政治抱負”放不下，希望時來運轉，還有大顯身手的機會。這也爲他自己在修佛的道路上設下了一個極大的障礙。他這種因執著而妨礙自己真修的情形，也被他的高僧朋友指出過。
但他畢竟是個佛緣中人。公元820年左右，他有過一次夢遊，受到神人點化，明白了許多道理，特別對以往自己給自己製造思想障礙感到後悔，並因得到點化而深感幸運。他一生中有過很多佛門中的朋友，甚至有來自日本、遍訪名山而又悟性極高的僧人。他和這些朋友在一起談經論道、研講佛理;有些高僧講的超常的經歷，使他漸漸打破了眼耳的屏障，認識到單靠常人感官無法理解更高層次的真相。有一次到一高僧山房留宿。禪房高入雲端，向下一直看到清江如練。白天燃香聽僧講道，晚上聽到山林中猛虎嘯吼，秋澗裏巨龜長鳴，令人膽寒。但坐禪者觀心入靜，各種音響也就悄然而逝;另一位禪師知他名心太重，爲使他出迷而讓他看到玄關開啓，體悟到不可言狀的理，明白了人世間這個身體不足爲貴，慧性不能因此而受到任何障礙，併產生了要修成正果的希望。但想到自己一晃二十年，百思而無一得，最後才明白了出世間法是自己真正要追求的東西，又怕生命已不長久，力不從心，不免悲從中來。
劉禹錫另一方面的生活經歷也使他修佛之心漸趨穩定。由於他是有名的文學家，又是大家都知道的修佛居士，因此有佛門中人請他寫一些碑銘、塔記之類的文章。他曾爲禪宗六祖慧能寫過第二碑(第一碑是大文學家柳宗元寫的)，其中有“……無修而修，無得而得;能使學者，還其天識;如黑而迷，仰見斗極。”的認識;在爲牛頭山融大師新塔寫的塔記中，他記述了這位高僧曾經坐在石室之中，運用神通使久旱的山麓涌出泉水，從皚皚白雪中生出蓮花，制伏了一條巨蟒，以及羣鹿都來聽他講法的種種異象。他還在一位高僧的碑文中記述到，這位高僧坐化以後，火化而得舍利子，晶瑩如珠者竟有幾千粒之多。
他和白居易是同年出生的，一次相遇使他們交上了朋友。公元826年，他從和州罷官返洛陽，白居易從蘇州歸洛，兩人在楊州相逢共飲。席間白居易贈他一首詩，對他仕途坎坷深表同情和安慰，也爲自己的類似經歷而嘆息。白居易在詩中說，“你爲我添酒舉杯來痛飲，我爲你筷子敲着盤兒唱詩助興。雖然是舉國知名的詩人哪又有什麼用啊，命運面前只得把頭低。滿眼風光遇上這寂寞的心，一大堆官兒站滿朝也沒你我的份。你也真該遭一點不幸，誰叫你才華和名聲那麼高呢?可是二十三年的不幸也未免太過份!”對於白居易的安慰和委婉的讚揚，劉禹錫寫了一首酬答的詩。他在詩中說，“在四川和湖南那一類偏僻荒涼的地方，度過了二十三年時光，好象被這世界拋棄了一樣。回來後人事全非、恍如隔世，許多老朋友都已去世，我只能吟誦聞笛賦聊表思念。我自己雖如病樹、沉舟沒有了希望，但畢竟還能看到萬木逢春、千帆竟發的境象。今天我聽了你爲我深情歌唱，又舉杯共飲，我覺得精神多了，心情也大不一樣。”他不爲自己厄運而悲，能爲他人成功而喜，對世事變遷和宦海沉浮表現了十分豁達的胸懷。他詩中的兩句，“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至今還被人們引用。到公元836年劉禹錫遷升爲太子賓客以後，他和白居易更是往來頻繁、互相唱和、情意深厚，世人把他們合稱“劉白”。白居易晚年修煉很認真，把交遊、宴飲都取消了，連劍佩等玩物都收拾起來，甚至酒也戒了，經常就是焚香打坐。有一次白居易持齋一月修禪，齋滿後他寫詩讚揚;另一次他說到白居易在家裏試着煉丹，結果沒有煉成。白居易認真的修煉態度對劉禹錫晚年的真修肯定是有積極影響的。
隨着真修而來的是體悟的提高。他在一首詩的引中說，“……能離欲則方寸地虛，虛而萬景入……因定而得景，……由慧而遣詞……”，可見他於“戒定慧”的修持已到了較高層次了。他還多次在詩中提到一些高僧的前世，說一個高僧的前世是“雪山童子”，是“金粟如來”的弟子，另一高僧是釋迦弟子阿難轉世。值得一提的是，他哥哥也是歸山隱居的修道人，他還希望與哥哥一同修成呢!
陶淵明
陶淵明(公元365─427)，一名潛，字元亮，東晉時的偉大詩人和文學家。他的詩文在藝術上可稱“自然”，在風格上說得上“真”，是古往今來唯一的一個這樣的詩人。他的散文《桃花源記》是公認的千古名篇;“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一詩是人人推崇的極品。他的詩大家都能看出是清淡而純真的，但有的人覺得欠雕琢，稱之爲“渾金璞玉”，有的人覺得不夠“文”，而北宋大詩人、大文學家蘇軾卻認爲他的詩都是寶貝，並且破天荒地開創了“今人與古人和詩”的先例，爲陶淵明詩中的109首寫了和詩!不僅如此，他還用陶淵明的詩來給自己醫毛病：身上哪裏不舒服，就拿起來讀一首，還捨不得多讀。他還聲稱，陶淵明以後的詩人中沒有一個比得上陶淵明的。
任何一個詩人的藝術特點和風格，都是他的內心世界對外界客觀事物在某一方面特別敏感的反映：豪放派詩人豪情滿懷，容易對豪壯的舉動產生共鳴，動輒熱血沸騰;婉約派詩人柔情似水，往往看花落淚、對月傷心;當他們通過自己的詩讓有同一類敏感性的讀者產生共鳴時，實際上是讓讀者通過他們的感官和情緒去看待客觀事物，就象給讀者戴上了一付詩人自己喜歡的有色眼鏡。
陶淵明的詩人人都能看出其清淡，但這種清淡已經清到了無色、淡到了無味。他沒有給讀者任何有色眼鏡，而是讓讀者自己去看事物的本色、自己去咀嚼事物的本味。但這對於習慣了戴有色眼鏡的讀者來說就很難適應，因爲他們沒有看到自己喜歡的那種顏色。所以陶淵明的有些詩許多人都讀不出味來，極力讚揚甚至崇拜他的絕大部份詩篇的只有少數眼光犀利的高手，而中國文學史上最享盛名的蘇東坡就是其中之一。並且蘇東坡也只是在嚐盡世味、看透人生之後的晚年才真正悟到了陶詩的高妙和陶淵明人格的偉大，因而愛其詩、愛其人到了崇拜甚至反常的程度。可見要讀懂陶淵明的詩不但需要文學素養，更重要的是要有超脫常人的胸懷，因爲能把詩寫到如此至清至淡的程度，正是心中了無纖塵、摒絕俗念的表現，而這種超乎常人的心性只有道中人才可能具備。
陶淵明天生好道，本性自然，對塵俗的生活有一種本能的迴避，特別喜歡山林中遠離塵囂的隱居生活;他二十七歲詩開始田間耕耘，一生中絕大部份時間都是在田園生活中度過，並且一遇農閒之時就喜歡關上柴門，一個人呆在空寂的茅屋中摒絕雜念，獨自養神[5]。他曾在29歲時因爲上有老下有小，家庭貧窮而難以養家，去作了個州祭酒的官，但後因不慣官場生活而辭官歸田。他有一個很好的妻子，與他志趣相投，很能吃苦耐勞，經常與他一起在田間勞作。在他35歲時，又迫於生活壓力而去作了個鎮軍參軍的官，六年後到離家不遠的彭澤縣當了縣令，但九月去十一月就請辭回家，時年四十一歲，他那首非常有名的《歸去來兮辭(並序)》即作於此時。從此以後，他便居家不出，直到63歲時去世。
陶淵明一生始終過着非常艱苦的生活。他在一首詩中說，“夏天經常餓着肚子，寒冷的晚上沒有被子，因此剛剛天黑就盼着雞早一點叫，天亮了就好了;自己從不怨天尤人，只是這眼前的日子也得過啊!我也不想身後留什麼名，那些東西對我就象過眼的煙雲一樣;當我心中感概萬千時，就自己唱一首悲傷的歌曲。”他在《詠貧士》中說，“南面地頭裏沒剩下一點可吃的菜蔬，北邊園子裏滿是枯枝敗葉;把酒壺提起來倒盡了殘餘的幾滴酒，已經是竈無炊煙、沒飯可作了;”到最艱難的時候，他甚至在飢餓的驅使下向人乞食!蘇東坡讀到他的《乞食》詩時說，“不但我爲他感到悲痛，這世上的人誰不爲他感到悲痛啊!”但是在這種常人難以想象的磨難中，他卻總是無怨無悔、安貧守道，不爲自己的艱難處境擔憂，而是“憂道不憂貧”，爲世間大道不行，“真”“僞”顛倒而難受，並且回過頭來時時檢點自己的言行是否有違道之處。他一生總共作過十三年官，但就在離家去作官時他就在念念不忘自己的田園，希望能早點回來象自由的飛鳥和游魚一樣地生活;在作官的時期，則常以前賢勉勵自己，記住守“真”守“道”，希望自己的言行合乎一個聖人的標準。而當最後一次棄官歸來時，他簡直覺得自己就是一隻籠中鳥重返了自然的懷抱;回憶起十三年官場生活，無疑是“誤落塵網”。過去的事悔不過來了，以後的事還能好好地作，雖然今天看昨天又覺得錯了，但“迷途未遠”，彌補還來得及;人生短暫，應當委順天命的安排，該去該留，都應當快樂地接受。
說陶淵明一生身在道中，瞭解他的人都能理解;但說他是修煉人，可能有些人就會有疑問，因爲在他的生平記載中似乎沒有發現他有過燒香拜佛、打坐參禪，或者安鼎設爐、採藥煉丹之類的修煉活動。這個疑問的產生純粹來自對“修煉”一詞的理解太狹隘和表面化，而這種狹隘和表面化又是受到生活經驗侷限的結果，因爲人們在生活中或者見聞中所知道的修煉人一般都是幹這些事的。其實，“修煉”的真正內涵是修煉者基於對某一“大'法”或者“大道”的學習和體悟，不斷地去掉自己心中對世間萬物的執著，一步步地提高自己的心性，最終達到該法門相應的標準。簡而言之，按照任何正法去修心都是修煉。燒香拜佛、打坐參禪和安鼎設爐、採藥煉丹當然也是佛道兩家的一種修煉方法，但那是表面的也是比較初等的方法。“大道無形”，到了高層次上以後這些方法就看不到了，一切都在“修心”這個過程中進行。修煉界還有一個說法叫做“不修道已在道中”，指的是一些根基特別好、有師父在暗中指導點化的修煉人。他們表面上沒有修煉，甚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修煉，更不知道自己有師父管着，但他們就能在一生中時時把握好自己，一步步地往上修。這種人如果他師父層次高，他往往不會接受任何別的法門的邀請去“進入”修煉，因爲他師父不會讓他去。另一方面，由於他實際上是在修煉中，他的心性一直在提高，任何一個正法門裏的高層次修煉人都會知道他是一個修煉者，或者至少知道他是一個心性很高的修煉的“好料子”。用以上所說去檢查一遍陶淵明一生的行跡，特別是看一下我們下面要提到的陶淵明與“白蓮社”的一段瓜葛，就容易明白陶淵明確實是一個修煉人。
在陶淵明五十歲左右的時候，廬山東林寺寺主釋慧遠高僧邀約了123人結成“白蓮社”。這些人都是當時很有影響的人物，特別是“社中十八賢”很讓人注目。當時大詩人謝靈運作着祕書丞的官，自恃才高、負才傲物。但當他見過慧遠後立即改容致敬，並在神殿後挖了兩個池子來種白蓮，要求加入白蓮社。慧遠察其心雜，拒絕了。另一方面，慧遠卻派人專門邀請陶淵明。陶淵明聲稱自己喜喝酒，不方便，慧遠竟然破戒爲其準備酒食。結果他酒也喝了，社也不入，只是和慧遠始終保持朋友關係。一次，另一個慧遠很喜歡的人物--道士陸修靜也來訪。他們三人談玄說道，談得投機。慧遠送他們出來時竟然不知不覺中破戒送過了虎溪幾百步，老虎便突然間大叫起來，三人大笑。於是石恪作三笑圖，此圖很得蘇東坡讚賞。
在我們看來，陶淵明不但是個修煉人，而且是個層次較高的修煉人。佛道兩家低層次那些修煉他本來就用不着。拜佛唸經、一念代萬念那些摒除雜念的方法他不需要，因爲他自己就能排除雜念、心不染塵;他反覆出仕、修官而能始終守道，他已經不知不覺中心性提得很高了。他是修“真”的，屬於道家的修法。他在自己的詩文中、以及後世詩評家對他詩文的評價中，這個“真”字誰都看到了。特別值得指出的是，他不但預知自己去世的準確時間，而且平靜而安祥地在前一天爲自己預先寫好了輓歌詩三首，在詩中描述了自己死時家人的反應。對此，後人盛讚其“視化如歸”，真正作到了他自己所說的“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又有讚頌者說，“自祭預挽，超脫人累。默契禪宗，得蘊空解證無生忍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