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時代的詩人有哪些

中唐是唐詩分期之一。一般以代宗元年至文宗二年太和年間爲中唐。歷史上的分期是指從穆宗時期至僖宗在位的875年的時代。這時候的唐朝已經開始有着內外兩大矛盾，但還沒有到農民起義的程度。你知道中唐時代的詩人有哪些嗎？跟着小編一起來看看吧。

中唐詩人：

柳宗元、孟郊、韓愈、白居易、盧綸、李賀、李益、劉禹錫、賈島、張繼、韋應物、李坤元、稹張祜、杜秋娘、張 籍、戴叔倫、顧 況

初唐詩人：

駱賓王、王勃、盧照鄰、宋之問、杜審言、楊炯、陳子昂、沈全期、王績、李世民

盛唐詩人：

李白、杜甫、張九齡、王維、孟浩然、皇甫冉、王昌齡、賀知章、王之渙、李頎、崔顥、顧況、元結、劉長卿、岑參、邱爲、高適、祖詠、王翰、錢起、綦毋潛、常建

晚唐詩人：

李商隱、溫庭筠、杜牧、陳陶、馬戴、杜荀鶴

中唐詩歌特點

秉承着杜甫樂府詩的現實主義精神，中唐早期的詩人元結、 頋況、戎昱和戴叔倫等人繼續在詩歌中貶斥朝廷官吏，關注民生 疾苦。

繼盛唐的王維和孟浩然之後，中唐的山水詩派主要詩人有劉長 卿、韋應物等。

邊塞詩的傳統仍在延續，代表詩人爲李益、盧綸等。

大曆十才子的詩歌大多數是唱和、應制之作。歌頌昇平，吟詠 山水，稱道隱遠是他們詩歌的基本主題。

在白居易的率領下，中唐的新樂府運動如火如荼。主要詩人還 有元稹、張箝、王建等。

韓愈、盂郊、賈島、盧仝等人別爲一派，作詩以奇絕險怪爲傲， 但是也帶來了以文爲詩，講才學，發議論，追求險怪等不良風氣。

在元白派和韓孟派之外，劉禹錫、柳宗元也是中唐時代優秀的詩人。

李賀是一個富於創造性的詩人，在我國詩歌史上他也是 異軍突起、獨樹一幟的天才詩人。

【拓展延伸】

從唐傳奇看中唐詩人的情感特徵

中唐貞元時期的詩人具有特殊的情感特徵。這一時期的文人們一方面渴望改革弊政，振興朝綱，使唐帝國中興。於是產生了以詩歌諷喻朝政的藝術傳統，白居易、元稹等人寫了大量的諷喻詩，以圖干預政事。另一方經歷了安史之亂，中唐帝國走了下坡路，詩人們的內心有了傷痛，便不再高歌理想，即便通過改革朝政也無法恢復盛世的強盛圖景。加之中唐的黨爭之禍澆滅了有識之士的政治熱情。詩人們既然不能夠通過建立功業實現治國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於是逐漸由追求外在的功業轉而追求內在的情感體驗，由此產生了大量關於愛情的作品。在詩歌中有《長恨歌》、《琵琶行》、《悼亡詩》等，在小說中更有大量描寫愛情的傳奇。在這些愛情傳奇小說可以集中反映中唐詩人獨特的情感特徵，即注重非理性、非道德、內傾化的情感體驗。

一、注重感性，排除理性

唐人小說詩人中的愛情往往是非理性的，不需要進行理性的邏輯價值判斷，直接通過直覺做出某種行爲。因爲不需要進行思考和判斷，所以這種感性地、受直覺支配的感情往往能夠在一瞬間形成，並且在較長時間內不會再改變。這種感情具有主觀性，是一種主體情感自覺的表現，是小說中主人公個體的情感表現，所以需要排斥功利性的價值判斷。而這種非理性的愛情具有盲目性、癡迷性的特徵，與功利目的無關，甚至可以爲情犧牲一切。

真正的愛情具有一種感性特徵，表現在外首先就是一種盲目性和癡迷性。盲目性是指愛情中的主人公往往會受到異性某一種特徵的吸引，從而忽視其他方面。而癡迷性就是指，愛情的盲目性更進一步發展，以至於忽視其他人的建議，一意孤行，以至於喪失了理智。唐人小說中的很多愛情故事都帶有這種盲目性和癡迷性。

唐人小說中愛情的建立往往不外乎兩種因素，外在的才貌吸引。最能代表這種愛情的故事莫過於《霍小玉傳》。霍小玉和李益初次見面的時候就建立在才貌相兼的.吸引上：

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遂連起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色。兩好相映，才貌相兼。”

在封建時代，青年男女沒有更多的機會接觸，所以只能憑藉第一印象判斷愛情。有時候愛情的產生更加盲目和無法解釋。如《任氏鰲貳Ｔ謖獠啃∷抵校男主人公鄭子愛上了美麗的任氏。僅僅因爲她的美貌，就可以忽略任氏身屬教坊的低等社會地位，甚至異類狐精的身份。

任氏側身周旋於稠人中以避焉。鄭子連呼前迫，方背立，以扇障其面，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患？”對曰：“事可愧恥。難施面目。”鄭子曰：“勤想如是，忍相棄乎？”對曰：“安敢棄也，懼公之見惡耳。”鄭子發誓，詞旨益切。任氏乃回眸去扇，光彩豔麗如初，謂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怪也。”

此時，鄭子已經知道了任氏的狐精身份，不僅不恐懼，甚至主動追求，就是因爲任氏“容色姝麗”。愛色之心勝過了一切，使鄭子盲目地愛上了任氏。即便鄭子無錢無勢一無所有，而任氏也毫不計較，甘爲外室情人，屢次幫助鄭子，甚至“遇暴不失節，徇人以至死”。這一切行爲僅僅也是出於鄭子對她的盲目的肯定和愛。

正是因爲唐人小說中的愛情具有盲目性、純粹性，甚至能夠爲愛情犧牲一切，所以纔看出唐人小說中描寫的愛情更加複合愛情的本質，更加具有感性色彩，是主人公個體的獨特的情感體驗。

二、注重感情，突破道德束縛

唐人小說中愛情的感性特徵不僅表現在排除了理智因素，而且還表現在不受道德觀念的約束上。中國傳統儒家思想所提倡的道德觀念要求情感的表達要溫柔敦厚，符合“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思想，情感要“中正平和”，“發乎情，止乎禮義”。這也就是說情感要用禮義加以節制，不能過分。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意思是：快樂不是沒有節制的，悲哀卻不至於過於悲傷。這是孔子在《論語八佾》一篇中，這樣評價《詩經關雎》的詩教觀。孔子的詩教觀固然有其春秋時代恢復周禮的思想背景，此後也一直被奉爲國家官方統治思想，然而在思想活躍開放的唐代，這種官方思想似乎再不能作爲統治思想，而束縛社會各階層中作爲獨立存在的生命個體的人了。所以唐代愛情小說中的情感是感性的，擺脫了理性思考，不再受禮教規範的節制，變得更爲大膽、開放、也更符合人性了。

與《詩經關雎》不同，唐代愛情小說中人物的情感熱烈奔放，大膽追求自己所想，是付出行動的感情。相比之下，傳統儒家思想中要求感情表達不能外露，要含蓄中庸。如孔子讚賞《關雎》溫柔敦厚，“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斥責鄭衛之聲“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論語衛靈公》）如《狡童》、《子衿》、《將仲子》、《伯兮》、《溱洧》等。就是因爲鄭衛之聲多爲大膽直露追求愛情的情歌，不符合孔子溫柔敦厚之說。而能體現“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中庸美學觀的《關雎》，恰恰講述了一種沒有付諸行動的愛情。無論詩中男主人公如何輾轉反思，日思夜想，也是行動的矮子。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d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整首詩都在講述一個青年男子對所愛慕女子的相思之情，以至於輾轉反側，難以入眠。無論“琴瑟友之”，還是“鐘鼓樂之”，都是這個男子心中的幻想，也就是說，他並沒有任何實際的追求行爲，沒有任何逾越禮義的行動，他的心中所想，也符合禮義的節制。這種沒有行動的愛情表達非常符合封建儒家思想的規範，因此被奉爲圭臬。

而唐傳奇中的愛情往往都付諸實際行動。如《離魂記》中張倩娘與表兄王宙從小相愛，當他們的愛情受到封建家長的阻撓時，倩娘並沒有僅限於閨中傷春悲秋怨天尤人，而是離開家庭，主動私奔王宙。儘管結尾採用了浪漫主義手法，用幻想中的身魂分離解釋倩孃的私奔行爲。但這正好說明了一個擁有自由靈魂的人可以爲了愛情做出多麼大膽的行爲。再如《鶯鶯傳》中的崔鶯鶯作爲閨閣小姐，卻能夠突破自身禮教約束，月下私會張生。此外如《飛煙傳》、《柳氏傳》等都是如此，女主人公都用實際行動表現出了對真摯愛情的大膽追求。 不僅如此，而且即便是公子世子進行獵豔，往往也赤裸裸不加掩飾，甚至把這種行爲當成一種風流韻事加以炫耀。如《霍小玉傳》中的李益是個輕薄浪子，正如小說中所引“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色，兩好相映，才貌相兼”（魯迅校錄，《唐宋傳奇集》齊魯書社，1997年11月第一版42頁）。他對霍小玉的感情是建立在色貌基礎上的。雖有中宵之夜，“引諭山河，指誠日月”的誓言，但面對現實中的婚姻時仍然毫不猶豫地遵從母命，犧牲了霍小玉的愛情，甚至“寂不知聞，欲斷其望”。

這些故事都說明男女情愛的問題，在社會上風氣比較開放。可見，唐傳奇中關於男女情愛的故事已經很少收到傳統禮教地影響了。青年男女追求愛情付出行動，敢作敢爲。甚至在唐人小說中，關於豔遇和婚外情的故事比比皆是。如《任氏傳》、《李章武傳》、《飛煙傳》等等。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正恰恰說明，在思想觀念中唐代文人將婚姻和愛情分開，從而更加追求純粹的愛情。這種愛情脫離了現實中婚姻門閥制度的限制，脫離了社會等級的約束，更加從心而發，更加符合個體追求的情慾需求。

三、注重內傾化，而非求諸外

真正的情感不僅僅排斥理性和不受道德觀念約束的特徵，而且還具有內傾化，非求諸外的特點追求。這種內傾化是指一種自我的情感滿足，不受外界觀念的干擾，而且不需要外界的肯定，甚至趨向於某一種程度的癡迷狀態。唐人小說就具有這種情感特徵。

如唐人小說中的一個故事《催護》。催護舉進士不中，偶遇城南女子，兩廂屬意。第二年清明覆往扣門，門內無人，便題了一首詩：“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t；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數日之後，催護再去城南，卻發現女子“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這是一個因情而死，又因情而生的故事。雖然故事的題目爲催護，但顯然情感的主角是這位女子。女子愛上催護，不顧老父只有一女，因相思和錯過的遺憾而亡。這顯然是對內心真正情感的一種尊重和持守，只能顧及自我情感的滿足，而無法估計外界的其他因素，更是一種對感情的極致的癡迷。值得注意的是，與明代傳奇《牡丹亭》中的杜麗娘不同，催護故事中城南女子的因情而死，並不是因爲外界封建禮教的阻撓，純粹是因爲對感情的求而不得。而催護到來，女子因此復活。這就用浪漫主義的方式更加說明唐人小說中濃厚深情的情感因素。這種情感只訴諸主人公內心，與外界一切信息無關，體現出一種非求諸外的特點。

與此類似的另一則故事是《流紅記》。在這一故事中，這種內傾化，非求諸外的特點更加鮮明。《流紅記》寫儒生偶然拾到一枚從皇宮中順着流水飄來的一片紅葉，上面寫着宮中女子題的一首詩：“流水何太急，宮中盡日閒；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這位儒生因此思念，精神損耗。旁邊的朋友都笑他愚蠢，從現實角度勸他：

子何愚如是也！彼書之者，無意於子。子偶得之，何置念如此？子雖思愛之勤，帝禁深宮，子雖有羽翼，莫敢往也。子之愚，又可笑也。

可是他卻毫不爲動，認爲：“人苟有志，天必從人願”，於是回詩一首，仍然順着流水傳入宮內，希望題詩女子能夠看到。後來機緣巧合，宮中有女子因罪被遣出宮，於v的朋友做媒，促成二人婚姻，才發現原來這位宮女就是在紅葉上題詩的人。在這一故事中，儒生面臨着一個選擇，是聽從朋友現實角度的勸誡，不再心存幻想，還是依從自己的內心情感指向，癡心不改。很顯然，這位儒生聽從的是自己的內心，而不受到外界的影響。也因此借御溝流水回詩，纔有機會與宮中的女子借詩傳情。至於後來宮中女子竟然收到了儒生的題詩，出宮後竟然能夠在冥冥當中嫁給儒生，都具有浪漫主義的因素。這種浪漫主義因素也是內心情感指向的外化，而不受外界現實幹擾的。此外還有很多唐人小說都體現出來這種內傾化，非求諸外的特點，如《裴航》、《定婚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