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煙花三月的讀後感

《煙花三月》是一篇主觀抒情性小說，它是詩意、酒神、迷醉性的敘事，這個長篇有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寫作氣息，作家主體性張揚，是一種內在的“酒神式”寫作。同時，這個文本在一定程度上用幽默筆調和遊戲心態呈現出作者當下生存狀態與理想主義之間的荒誕色彩。

長篇小說以“煙花三月”爲主體意象，以“我”的意識流動爲主要的一個敘事動力。文本以“我”尋找舅舅爲敘事的線索，從對當下現實生活日常男女之情的敘寫，進入到對上一代歷史情境的想象與追憶。這部小說一方面是對當下日常生存個體主觀情緒的敘述，一方面又表達了作家個體試圖深入歷史情境的努力。文本從想象和追憶的視點進入對於歷史情境的描述，在對作家夢龍的詩性、才華與情感糾葛的敘述中，當下、歷史與現實在想象中幻化成了一個頗具荒誕派戲劇的敘述情境。

《煙花三月》是雙線的敘事和復調的言說。這個文本不是巴赫金意義上的復調敘事，還不能算是復調結構，，但是它通過當下和歷史的雙線結構來言說舅舅撲朔迷離的歷史身份。這部長篇小說通過酒神式的迷醉和詩意性表達，塑造了我、夢龍和舅舅三個互爲鏡像的人物。作者並非着力於一個人物典型或者原型的敘事，而是以一種迷醉式的 “酒神精神”來表達對於紅色歷史建構者之一——舅舅的追憶。作者“我”和“ 夢龍”一方面生存在現實庸常的環境中，感受着現實生存經驗的耗損和無意義，一方面通過追憶賦予舅舅特別光亮的色彩，鮮亮美好的愛情與婚姻，個體深度參與歷史的偉岸和挺立，同時也建構起舅舅時代闊大遼遠的歷史情境。在極具主觀抒情性的筆觸中，三個人物和“煙花三月”的江南意象形成了頗有意味的相互映射，歷史與當下在作者想象性的敘事中構成了一個具有荒誕色彩的戲劇結構。於此同時，作家在處理1990年代和上個世紀中國革命歷史情境的時候，還有必要進一步呈現歷史與人性的複雜內涵。

當下長篇小說寫作無疑是“去觀念化”的，而這部長篇小說恰恰有很多觀念性的表達。這部長篇小說不是通過人物形象而是直接通過觀念去表達。作者通過主觀抒情表達一種抽象性的概念，在閱讀這部小說時又有着1980年代長篇閱讀的感受。比如“我”的形象猶疑徘徊，又時時有着執着於文學創作的激情;夢龍的形象則任性怪僻，有着面對失去靈感、親情、愛情的挫敗感，紫風則是有些偏執傾向的女權主義者，這些人物都帶着一種很輕盈膨脹的一種詩意的色彩。在長篇敘事中，作者通過主人公的追尋，將筆觸從煙花三月的揚州延伸到了水泊梁山和雪域高原，文本的地理時空又具有亦真亦幻的色彩。

這個長篇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一種主體抒情性。文本敘述了“我”這一代人在個體與世界的融入過程中產生了很多痛苦。在這種痛苦中，通過藝術的一種昇華，獲得了極大的藝術創作快感，具有某種酒神精神酒的迷醉感。“酒神精神”預示着情緒的一種宣泄，是拋棄傳統束縛，迴歸原始狀態的深層體驗。但是“酒神精神”更要承認人生的悲劇性，它要比人生的喜劇、正劇或盲目的樂觀更高一層。 “酒神精神”要強調對於膚淺虛假的樂觀主義予以抗拒或消解，這樣才賦予“酒神精神”更多的歷史景深感。小說呈現出多側面的歷史鏡像與當下的比較性關照。“我”、夢龍這一代人對於舅舅那一代人所代表的紅色歷史敘事是否可以更多地和民間的知識分子敘事相對應，增添更多歷史鏡像的摹寫，體現長篇文本的豐富性;如果從長篇小說對人物原型的要求來說，僅僅有着輕盈和膨脹還不夠，可能每個人物還擔負着一些重的東西，恰恰是這些重的東西，會給寫作帶來更爲深度的意義闡釋。“煙花三月”這樣一個意象如何在豐厚的揚州人文歷史資源中具體化、細節化，通過這個意象透視出揚州豐富的歷史人文精神，同時也具備作家個人深刻的精神印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