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薯是海外傳來的嗎？範例

甘薯，古作“甘薯”，最早記載於我國東漢楊孚《異物志》及稍晚的晉代祕含《南方草木狀》，其後在《齊民要術》、《羣芳譜》、《本草綱目》等古籍中均有所記載。清代陳世元《金薯傳習錄》載，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五月，福建商人陳振龍在菲律賓羣島的呂宋島，購得薯“藤數尺，並得刈植、藏種法歸，私治畦於紗帽池舍傍隙地。依法栽植，滋息善衍，其傳遂廣”。長期以來，農史界均認爲中國甘薯原產美洲，傳人福建，以此爲最明確最具體的記載。古籍中的“甘薯”是“薯蕷之類”，還是今日之旋花科的甘薯，農史界乃至學術界意見不一，聚訟未決。據說，植物地理學家德堪多，爲此還同一個在帝俄駐華使館工作的醫師打過一場筆墨官司。近代的一位泉州人吳增，在他近200 首以七絕形式寫成的《番薯雜詠》中，也曾對番薯的原產地進行過考證。他認爲。番薯原產我國，是由我國的薯蕷傳到海外變種，再傳回國內的，“頭銜仍署大中華”。吳增的這種大膽懷疑精神和反對盲目崇洋的愛國思想難能可貴，但其考證不乏自相矛盾之處，未可爲據。

50年代未至60年代初，農史界曾對甘薯的起源問題有過一場論爭。1958年第1 期《植物學報》發表吳德鄰的《詮釋我國最早的植物誌一一<南方草木狀>》。吳氏認爲，舊大陸不可能有甘薯，《南方草木狀》中的甘薯顯然是薯蕷屬，並將本種定爲薯蕷科植物，這是把古籍中甘薯定爲薯蕷的代表性文獻，併爲不少論着引以爲據。石聲漢也把《齊民要術》所載之甘薯解釋爲薯蕷，他在《齊民要術今釋》(農業出版社1958年版)中指出：“旋花科的甘薯(Pomoea)原產美洲……在南北朝時，中國不會有人知道有番薯。”胡錫文在博引古籍的基礎上，對此作了比較研究，他認爲，《異物志》、《南方草木狀》所記載的“甘薯”，實爲“山藥”;《閩書》、《甘薯傳習錄》所記載的.是番薯;二者的來源和植物性狀也大有差異，乃系相隔最少在1300年以上的不同物種。後人把甘薯混同番薯是“張冠李戴”的錯誤，(《甘薯來源和我們勞動祖先的栽培技術入載《農業遺產研究集刊》第2 冊，農業出版社1958年版)

但王家琦的《略談甘薯和<甘薯錄>》(《文物》1961年第3 期)對古籍所載甘薯提出了與傳統觀點相左的意見，他引用了海南島和雲南等地在三國、西晉時就有的甘薯史料，論斷它和山藥及芋都不是同類，古時“甘薯”

即今日的甘薯。王氏的觀點一經提出，夏鼐、吳德鋒在1961年第8 期《文物》上撰文表示異議。夏鼐認爲，《南方草木狀》中的甘薯只能解釋薯蕷中的“甜薯”，而不能理解爲番薯中的一個品種，因爲“整個舊大陸在發現美洲以前還沒有番薯這一種植物，所以可以肯定我國古代沒有番薯”。(《略談番薯和薯蕷》)吳德鋒則論斷，“稽含所說的甘薯是薯蕷之類或曰芋之類，根葉如亦芋。他所說的甘薯很可能都不是今天我們所說的甘薯而是薯蕷”。(《關於甘薯和<金薯傳習錄>》)其後，經現代農學家丁穎等人考訂，我國古籍中的甘薯應爲薯蕷科的甜薯(DioscoreaEsculenta)，《辭海》(修訂本)

在“甘薯”、“番薯”條中也以此爲據。

隨着生物史研究的深入和學科滲透，及至80年代，甘薯的起源問題重又引起學術界注意。1980年，戚經文的《甘薯名實考》(《農史研究》第1 期)對歷代古籍所載之甘薯又重作詳細考訂，他認爲《異物志》等書所載皆屬薯蕷科的甘薯，非傳自外國旋花科的番薯的別名。楊寶霖的《我國引進番薯的最早之人和最早之地川(《農業考古》1982年第二期)發表了與此相同的看法，近年來，歷史地理學家在研究清代人口時發現，明清時代的人口激增是甘薯普及、傳播的社會條件，井推動完成甘薯廣佈的技術準備。周源和撰寫的《甘薯的歷史地理一一甘薯的土生、傳人、傳播與人口》(《中國農史》1983年第3 期)，對50年代以來展開的甘薯起源問題討論作了一番考察。

他在詳細考證了佔籍史料後論定，《南方草木狀》所載的甘薯即今日的甘薯(番薯)而不是薯蕷(山藥)，指出，歷代《本草》、農書和志乘不論在番薯傳人之前、之後都有甘薯記載，吳德鄰否定甘薯在我國古已有之的說法是站不住腳的，井從甘薯野生到馴化過程的自然條件、社會歷史因素和在北方落戶的技術準備等方面觀察，得出了甘薯土生、傳人、傳播與人口的關係這一命題，否定了農史界的固有觀點。

就番薯傳人觀點而言，對番薯傳入我國的時間，學術界比較一致的意見認爲是16世紀或明萬曆年間，然在具體年限上，也有人認爲在明萬曆二十一年(1593年)福建商人陳振龍從呂宋島運回薯藤之前，甘薯已傳入我國，陳文華《從番薯引進中得到的啓示》(《光明日報》1979年2 月27日)指出：“早在萬曆二十一年以前，紅薯已傳入東莞、電白、泉州、漳州等地。”陳樹平在《玉米和番薯在中國傳播情況研究》(《中國社會科學》1980年第3 期)中則進而指出，萬曆八年(1580年)廣東東莞人陳益從安南已引進番薯，他又根據《雲南通志》推斷，雲南引進番薯，比福建早一二十年，比廣東也早七八年，並認爲雲南番薯由緬甸傳入。陳氏的觀點頗有影響，以致不少論着皆從此說，如1983年出版的《古代經濟專題史話》(中華書局版)，即是其例。但對陳氏的觀點也有持異議者，如楊寶霖在《我國引進番薯的最早之人和引種番薯的最早之地》一文中對其結論作了勘正，他指出，陳氏所據的《鳳岡陳氏族譜》實爲《東莞縣誌》刪節所誤，據同治八年(1869年)刻本《鳳岡陳氏族譜》可知，陳益從安南引進番薯是在萬曆十年(1582年)，並否定了陳樹平所云，萬曆四年《雲南通志》所載臨安等四府種植的紅薯爲番薯說，強調有準確年代可考的，我國引進番薯，當推陳益爲第一人。此外，蔣星煜根據蘇東坡的《酬劉柴桑》中的“紅薯與紫芋”詩句，認爲其所指者，即是番薯，也就是山芋。因此得出結論認爲：原產地在美洲的番薯之傳人中國，不是在16世紀，而是在11世紀以前，也就是在哥倫布到達美洲之前的幾百年(《蘇東坡吃山芋》，《散文》1980年第2 期)。此論一出，引起衆多學者關注，賈祖璋引用了大量的史料，說明番薯傳人中國是在十六世紀末，指出蔣文將“紅薯與紫芋”，曲解爲番薯，望文生義，指鹿爲馬。他認爲蘇東坡吃的不是“番薯的山芋”，而是“山藥的山芋”。(《蘇東坡吃的“山芋”》，《農業考古》1982年第2 期)也有人認爲蘇東坡吃的是芋頭，因而也就否定了番薯在蘇東坡以前傳入我國的觀點。

目前，甘薯己成爲我國僅次於稻米、麥子、玉米而居於第四位的糧食作物，其產量佔全世界甘薯的83%。不少中外學者均指出，甘薯對於中國歷史上明清時代的人口激增有着十分重要的關係，因此，考證甘薯在我國出現的歷史，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這也是爲什麼迄今學術界對此仍在探索研究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