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墨法的互補之道

先秦諸子學說，大體上各執一端。執其一端，容易以局部代替整體，有失偏頗。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對諸家及其學說作了介紹之後說：“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並起，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其言雖殊，闢猶水火，相滅亦相生也。仁之與義，敬之與和，相反亦相成也。《易》曰：‘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捨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班固的見解可謂精深而獨到，可惜在宗法專制社會難爲統治者接受。“罷黜百家”的政令使多元文化失去整合的機會。

現代社會爲諸子百家“舍長取短”開闢了道路。傳統文化的現代轉生，不是採用“一家之言”，而是博採諸家，捨短取長，以實現多元互補和多維整合。事實上，儒道墨法四家的價值觀處於不同的方位和級次，經分剝整合，能夠形成系統功能意義上的對立互補機制，從而對現代市場經濟起到價值導引和思想滋養作用。

在商品經濟背景下，利益關係在人際關係中的比例空前增大，人際聯繫的功利意識明顯突現，這就使本來豐富多彩的人際關係容易簡化爲單調的金錢關係、交易關係。重財輕德、見利忘義的傾向使社會道德滑坡。金錢、物質及權力崇拜之風興起，競奢弄富，揮霍浪費等現象嚴重。所有這些，既破壞社會文化生態的平衡，也破壞自然生態的平衡。面對這種情況，有必要從伏根深遠的傳統文明中尋求精神滋養。儒道墨法四家，從不同的維度切入認識義利問題，可以爲商品經濟的運作提供全方位的價值準則，負起“補藥”和“解藥”的雙重職能。

墨家代表了下層手工勞動者的願望和利益，對人的`基本利益持充分肯定的態度。在他們看來，義與利之間有着內在的聯繫，不能截然分割，人與人之間的道德關係和利益關係應當是平等的和交互的，要相互仁愛，互利互惠。墨家反對私利，也不主張單向的利人，而提倡把利己同利國、利公、利人有機結合起來。這種互利思想至今仍有其積極意義，因爲公私之間、人我之間只有相濟相顧，互利互惠，才能保證羣體生活的良性運作。

儒家重視用倫理道德統攝、主導經濟利益，主張合義之利則取之，悖義之利則舍之。在儒家看來，以利害義、見利忘義是道德人格的毀滅。在義利之間發生矛盾，魚與熊掌不可兼得時，就要爲義而舍利，犧牲利益以至生命。這種“義以爲上”、“義然後取”、“以義制利”的義利觀，已超出了經濟學意義上的利益關係範疇，而是從社會倫理學意義上來看待利益關係，注重社會穩定、羣體和諧、人倫秩序及人格境界。應當說，任何時代的經濟運作，都需要人文思想和人文規則的規範、制約和引導。人不能把物慾的追求作爲終極目標。從個人的物質生活到羣體的經濟交往，都需要道德自我的適調機制。儒家以義制利的思想，就是用社會道德來規範、制約和引導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係，從而穩定社會秩序和完善人的精神生活。

法家不重“義”而重“利”，推行以法治利的管理方式。法家講的“利”主要是政治功利及附麗於政治體制的經濟實利。法家認爲，只有發展經濟，才能使國強民富，天下太平。而要達到國強民富的目的，就必須“明法審令”，實行法制，以法爲師，以法爲本，以法爲教。法家主張以法令規定經濟關係中的主體責任和權利義務，並通過法令的強制性調控來實現物質利益的分配。所謂“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國語·齊語》)，就是以物質刺激的辦法鼓勵人們耕戰立功，用刑事懲罰的手段處理各種犯罪活動。這無疑體現了人類早期經濟管理活動中的法制思想。

道家的思想更多地體現了隱逸者的心態，以自然無爲、清靜自正的思想和行爲爲根本宗旨，漠視、甚至鄙視世俗功利，主張放棄名利，遠離物慾，在小國寡民的原始狀態中逍遙自在、淳樸自然地生活。從這種理想境界出發，道家反對貴貨斂財、奢侈享樂，也反對抽象的仁義說教。可見，道家既不要空泛的“義”，也不要不符合大道的“利”。道家的義利觀實質是一種超越世俗、超越功利的義利觀。從長期效應看，道家的這種超越義利觀確有獨到之處，它包含了深刻的人類學和生態學內涵。人的消費慾望是沒有止境的，慾望造成了人心的焦慮、躁裂和憤懣;更何況，“積極”地征服自然，帶來的結果是資源的銳減和生態的破壞。現實的問題迫使人們重新審視“自然無爲”的深奧之義。

顯然，墨法兩家側重於物質層面，可以稱之爲事功型價值觀;而儒道兩家側重精神層面，可以稱之爲弘道型價值觀。事功型價值觀有利於生髮經濟自身的潛能與活力，弘道型價值觀則有利於克服經濟運行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偏頗和弊端。四家價值觀，分則各失偏頗，合則增益互補。正如地球需要多樣生物羣種才能達到生態平衡一樣，社會正常而持續的發展，需要多基因和多智慧的互動和滲透。而多元的思想，對立的思想，可以在整體結構中相矛盾而兼容，相鬥爭而發展，相制約而平衡，在生剋制化的運演中撥正整體價值的航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