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遊離的儒學文化

以儒學爲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在風雨飄搖的二十世紀中一直處於非常尷尬的境地。在一波波反傳統風潮的衝擊之下，儒學淪爲地地道道的遊魂……自清政府於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之後，在中國歷史絕大部分時期裏作爲官方主要意識形態的儒學就失去了其在古代社會、特別是知識分子心中的一統地位;不僅如此，在民族危難面前，儒學成了中國近代社會積貧積弱、被動挨打的罪魁禍首，在一股股激烈地反傳統以自存運動中成爲首當其衝的對象。這樣，儒學就一步步地退出了知識分子思想的領域及民衆日常倫理的視線;甚而淪爲只是大學學院科系門類之一種——恰如漢學家列文森所言，儒學的“現代化命運”乃是降解爲“歷史博物館”中陳列的“文物”。

當我們再次回顧1923年2月到1924年底那場持續近兩年的“科玄論戰”的情形的時候，我們看到，在以科學自居的新思潮——不管是馬克思主義還是實證主義步步緊逼的批撻之下，儒學幾乎處於毫無招架的地步。特別是當“科學論者”將當時中國種種時難的因由歸之於儒學濡滯的後果時，在“玄學鬼”的高帽之下，儒學在這場以“學術”爲名的論爭中被拉扯得筋疲力盡，無力動彈。這是繼新文化運動“打倒孔家店”以來，知識界在學理上對儒學最爲徹底的一次清算。

這裏，我們能深深感到在民族生存性危難的重壓面前，儒學開始失語了。但，這卻並非終結。在持續的反傳統的運動之中，儒家文化的更大尷尬乃是在民間基層社會結構中被大規模清除。

我們還記得，在我們父輩童年的那個時代，基於一種族羣性對“舊”的“怨恨心理”，“破四舊”運動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地展開。儒教中國在漫長的文化積澱過程中所形成的各種文物被大量破壞，儒家各種基層社會組織被非常迅速地瓦解，甚至儒家歷來所注重的人倫情感也被否棄——包括人與人之間最珍貴的親情。

然而不可忽視的是，持久性的反儒學運動並未將所有儒家知識分子擊垮，我們的文化中依然存在一條持續不斷的現代儒學傳承之線。新中國成立之後，這股精神傳承之線遠離故土，流亡海外，成爲真正的遊魂。現在已蔚成規模的現代新儒家就是儒家精神之統在現代社會最爲顯著的代表。不過我認爲，最能體現儒學命定般遊魂特徵的卻是一代史學名家錢穆。

招魂的“使命”

余英時在紀念乃師的文章中說錢穆先生——“一生爲故國招魂”。

1926年，在顧頡剛的推薦下錢穆發表了《劉向歆父子年譜》一文。此文以紮實的考據功夫令人信服地證明先秦儒學經典並非僞造。這位不知名的書生以此矯正了自康有爲《新學僞經考》以來過度氾濫的“疑古”傾向，從而回轉了在相當長時期內中古史研究“無本可據”的'嚴重後果。錢穆這個一無學歷，二無師承的鄉村教師開始爲主流知識界所知曉。

身處動盪時代，錢穆在他一生中不斷地經歷着——各種文化築精神性事件：新文化運動;我們已提及的“科玄論戰”;王國維的文化殉情;抗日戰爭(在其涉及民族精神性的層面上實屬文化築精神性事件)等等。在一個對儒學有着深切感情、熱心關注儒學命運之人的內心深處，每一次文化築精神性事件都是一次劇烈的靈魂撕扯。接連經歷如此種種靈魂撕扯，錢穆先生就此沉潛到浩如煙海的古史舊籍之中，孜孜探尋“舊儒學之真精神”!

別以爲鑽入故紙堆就沒了真關懷，就被劃界在某塊既定的“園地”之中了!

抗日戰爭期間，面對深重的民族危機，錢穆手書厚厚兩冊《國史大綱》，尋找中國不滅的歷史證據。序言中激昂慷慨的陳詞如今讀來依然感人至深，其中一些段落不少民族誌士都能口誦……在漫長的海外流亡生涯中，面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失根，雖然僅只一介書生的錢穆自覺地擔負起“爲故國招魂”的使命。錢穆憑着對儒學的一股熱情，在香港草創新亞書院。書院創辦之初條件非常艱苦——校舍十分簡陋，學校沒有圖書館，長桌佔滿了學校的辦公室，招生人數也不多，僅五十餘人(一說十餘人)。以傳統儒者的堅毅，憑着對儒家精神的堅定信心及中國文化的深厚感情，錢穆和少數同道人在一隅貧瘠之地默默地堅守着。

而正是這一隅貧瘠之地，日後卻發展爲“舊儒學之真精神”的一塊聖地。在浩浩蕩蕩的現代化浪潮的衝擊中，新亞書院成爲在世界各地到處遊蕩的現代儒者的精神故園。

這可不是一種固步自封的文化移民心態!面對錢穆一生苦苦持守的“招魂”使命，面對他對儒學堅毅不變的信念，宋儒念茲在茲的信條又一次在我們耳邊響起：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